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现较快的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实际汇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开始升温。大体来看,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代表性观点是：实际汇率低估通常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高估则可能损害经济增长。实际汇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可能有资本积累渠道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渠道。保持汇率低估和稳定的政策可能只是在经济增长的启动阶段比较有效。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很可能需要进行汇率机制改革以退出原先的低估和盯住汇率政策。总体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实际汇率的经济增长效应,专门针对实际汇率变动的经济结构效应的研究很少。一些研究即使有所涉及,大多也仅限于讨论实际汇率“错配”与出口导向型经济或“荷兰病”的关系。另一方面,长期在西方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派对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一直比较关注。结构主义学派长期关注收入分配与消费、投资乃至整体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过总体来看,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大多主要针对国内问题,考虑到汇率因素的研究不多。本文认为实际汇率变动对一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转型通常需要对汇率水平进行调整。本文尝试构建和运用结构主义宏观经济模型,从收入分配的视角研究实际汇率变动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计量检验。然后从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出发,探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启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际汇率变动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实际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要素收入分配(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收入占比等)和部门收入分配(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利润率等),进而对贸易、消费和投资乃至整体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实际汇率贬值往往有利于提高资本收入占比和贸易品部门的利润率,从而有利于出口和投资扩张,这有利于贸易品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相反,实际汇率适度升值通常有利于提高工资收入占比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利润率,从而有利于扩大内需、发展服务业和促进产业升级。本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的总储蓄占比之间的关系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对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进行计量检验。实证研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进一步针对实际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中、日、德国际比较,重点比较二战后日元与德国马克实际汇率变动的不同趋势及其对日本与德国储蓄和经济的不同影响,尝试得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中国经济转型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通过国际比较发现,1980-2011年日元不仅在长期趋势上大幅升值,而且在升值过程中伴随着日元汇率的大幅震荡,日本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因此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日本国内产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引发“去工业化”和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的现象。与日元相比,同期的德国马克和韩元保持了实际汇率的基本稳定,波动幅度较小,德国和韩国基本上没有发生类似于日本的经济长期衰退的现象。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我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收入分配上需要大力增加居民收入,不断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在贸易收支上,近年来我国贸易收支的余额、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广义生产要素市场都在发生新变化,未来我国广义生产要素价格总体上将呈现上升趋势。上述经济转型的任务对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得出的当前基于经济转型要求的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启示是：第一,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转型需要,人民币实际汇率适时适度升值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转型(如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第二,预防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引发“去工业化”的倾向,避免出现失业率上升或者泡沫经济。第三,统筹协调名义汇率、工资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的调整,充分发挥汇率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