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发挥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提出更高要求。然而,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造成的金融市场失灵,加之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对的财税和晋升压力,使得地方政府有较高的热情去干预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而现有文献在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关系时,没有考虑政府干预的影响。事实上,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金融市场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可能呈现复杂的动态变化,而基于这一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金融发展为研究对象,引入函数型数据分析思想,旨在研究政府干预视角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变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基于函数型熵权法对样本期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连续、动态测度。第二,使用函数型泰尔指数对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核心变量的区域差异进行动态分析。第三,基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三个层面使用函数型线性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变影响。第四,利用调节效应模型验证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使用函数型聚类分析对样本数据再划分,基于分样本回归对政府干预的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第五,基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各阶段内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政府干预门槛效应,进一步验证政府干预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均值,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整体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格局。第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而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即同一区域内部省份间的政府干预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是不同质的。第三,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内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而金融发展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第四,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具有时变性和区域差异性,其对金融发展不同维度指标的调节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此外,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异质性影响,当政府直接干预程度较低时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政府直接干预程度较高时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抑制作用,而政府间接干预处于中等水平时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而言,低程度的政府直接干预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高程度的政府直接干预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低程度的政府间接干预的负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第五,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政府干预门槛效应,且政府直接干预和政府间接干预门槛回归结果存在差异。政府直接干预程度的加强不利于金融功能的发挥,而政府间接干预的提升有助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东部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要发挥“领头羊”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要明确自身的优势和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其次,针对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性,一方面,要关注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要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类型和覆盖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健全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必要的金融监管,从内部规范监管对象行为以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实现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此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把握好政府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让政府干预成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替补机制,让二者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