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传统粗放型旅游发展观的影响下,旅游地更多注重物质层面的开发建设,引发一连串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对非物质层面的管理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忽视,使得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从而阻碍了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人地关系的和谐,其中与"人"相关的因素是关键所在。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关键主体之一,引导和激发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不仅是旅游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有效解决旅游发展中所面临生态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最终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学界,国内外有关环境行为应用于旅游情境下的定量研究相对不足,仍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体系构建尚未健全,相关研究成果的薄弱导致对旅游地游客行为管理的指导有限,因而加强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综合运用环境心理学、环境行为学、旅游地理学多学科的经典理论,在对国内外环境责任行为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环境行为学研究中常见的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环境责任行为一般性理论模式,基于对各个驱动变量及其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内在关系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构建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理论模型及相应的测量体系,并以台湾岛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借助EXCEL、SPSS、AMOS等相关统计软件,采用均值分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了台湾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及其6大驱动因素的总体水平及其群体特征差异,识别造成群体特征差异的关键性人口影响因素,并明晰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与其驱动因素之间内在复杂关系,深入剖析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实施的复杂环境认知、态度、情感、意志的心理活动机制。具体研究结果如下所述:(1)对台湾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及其驱动因素进行评价分析,结果从高到低依次为亲近自然旅游动机(5.38)、环境责任行为(5.31)、环境态度(5.19)、景区环境质量(4.91)、环境行为意向(4.81)、景区环境政策(4.60)、环境知识(4.56),台湾岛游客所拥有的常识性及特定旅游的环境知识相对欠缺,其对台湾景区的环境政策制定工作认同度不高,环境责任行为、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并分析了造成此不一致性的可能原因;(2)研究性别、年龄、教育、职业、家庭月平均收入、旅游住宿、客源地7大人口因素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特征差异性所起到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职业、家庭月平均收入、旅游住宿是造成游客环境态度特征差异的6个显著影响因素,教育因素对环境知识起到显著作用,未识别出造成游客亲近自然旅游动机特征差异的关键性人口因素,来自于不同客源地的游客对景区环境质量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于不同客源地、处在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对景区环境政策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于不同客源地的游客所具有的环境行为意向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职业是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2个显著影响因素,据此进一步探讨了造成群体特征差异的形成原因;(3)经过实证检验和修正的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理论模型(图5-7)更好地揭示了 6大驱动因素作用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具体实现途径,环境态度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弱度正相关关系,又通过显著正向作用于环境行为意向来对环境责任行为实现响应;亲近自然旅游动机在环境态度的显著正向影响下既可直接正向影响环境责任行为,又可通过环境行为意向来对环境责任行为造成间接影响;环境知识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责任行为,主要通过显著正向作用于环境态度来对环境责任行为及其余驱动因素产生间接影响;景区环境政策、景区环境质量与环境行为意向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直接对环境责任行为起到弱度作用;对环境责任行为及其驱动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梳理,发现: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作为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关键中介变量,调控着其余驱动因素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证实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环境责任行为这一线性响应模式的合理性;整个模型可解释游客环境态度26.9%的方差,环境行为意向31.8%方差以及环境责任行为77.5%方差,显示了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度;(4)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其形成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可将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归纳为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两大类,其中,个人因素包括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亲近自然旅游动机、环境行为意向4个与游客环境认知、态度、情感、意志主观心理相关的内在驱动因素,情境因素包括景区环境质量、景区环境政策2个与旅游地环境场景、制度相关的外在驱动因素,其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存在外部性刺激作用;与此对应,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两个驱动作用过程,个人因素作用过程存在复杂的内部交织关系,并不能截然区分开来,其对环境责任行为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既存在直接影响又存在间接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大,而情境因素作用过程则仅对环境责任行为起到直接作用,且作用力度较小。具体而言,环境知识虽不足以直接诱发环境行为意志活动和实际实施,但对环境责任行为的间接影响总效应达到0.299;环境态度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影响总效应为0.576,其中直接效应仅为0.179,表明环境态度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转控能力有限;亲近自然旅游动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激发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总效应为0.310;环境行为意向虽仍停留于心理活动范畴,但在有利内外部综合条件影响下极有可能伺机直接转化成实际环境行为,影响总效应为0.704;情境因素中景区环境政策与景区环境质量直接作用于游客的实际环境行为,不存在间接影响,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105和-0.105。环境责任行为应用于旅游情境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对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为旅游研究人员开展多学科、多角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丰富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所取得的研究进展主要有:(1)系统梳理了环境责任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概念体系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基于环境行为学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构建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模型以及相应的测量量表,结合台湾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示范性研究,丰富了环境行为应用于旅游情境下的修正性实证研究内容,完善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2)以台湾岛为例,分析了台湾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总体水平及特征差异,验证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模型的可行性,探讨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及其六大驱动因素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不仅拓展了大陆地区对台湾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组织及实施的深刻认知范畴,还为未来进行海峡两岸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比较性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以及直接可比性的研究结果;(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变量间效应分析,深入剖析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形成过程划分为个人因素以及情境因素这两个循序渐进、相互渗透、内在交织的过程,洞悉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组织及最终实施的驱动机制,为推进景区游客环境行为的非物质层面管理工作,构建生态文明旅游目的地,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