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比重不断上升,家庭资产的合理配置对于我国进一步建设金融市场至关重要。当前学者多从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微观角度进行探究。在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公考热”现象愈演愈烈,对“铁饭碗”的追求源自市场经济转型,法定员工福利作为保障居民生活的重要社会保险制度,在不同类型的单位中相差较大。工作单位的类型成为居民求职时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社会保障福利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给家庭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家庭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提升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积极性以及参与深度。因而本文基于现实背景,提出核心假说:家庭成员所在的工作单位福利保障水平越高,家庭拥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越高。并据此展开实证分析。本文首先利用CHFS2017数据库,对不同工作单位类型的职业福利情况进行划分从而确定核心解释变量——工作单位类型。选用probit模型探究工作单位类型是否会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决策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用tobit模型探究该核心变量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比重,即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深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作单位类型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决策以及参与深度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正向作用,工作单位类型所具有的福利优势高出一个单位可使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提升6.6%,使家庭愿意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提高2%。选用户主政治身份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证实核心解释变量单位类型不具有内生性。接下来通过更换logit模型探究工作单位类型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更换社会保障类型为核心解释变量这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显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可信。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进一步探讨工作单位类型对处于不同区域的家庭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作单位对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家庭均有显著影响。引入交互项后进行回归发现,随着工作单位稳定性及社会保障福利的提升,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深度有所增加。在探究工作单位类型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影响机制分析中,首先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探究投资风险偏好在工作单位类型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中发挥的中介效用,结果发现:工作单位类型通过投资风险偏好对金融市场参与深度的间接效应为0.027,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10.23%。考虑到逐步回归法的局限性,进一步采用boo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15.23%,证实了逐步回归法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介效应。最后在中介效应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收入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证明,家庭收入确实起到调节作用,并随着家庭收入的提升,投资风险偏好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深度的预测作用呈升高趋势。基于上述实证研究分析提出以下建议:（1）提升各类工作单位社会保障福利,激发市场经济活力。（2）金融机构针对不同职业特征人群设计金融产品。（3）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国民金融素养。（4）降低居民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