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一体化作为指引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其本质要求是依据城乡经济关系演化客观规律,在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些目标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市场的作用,更需要公共政策的调节。公共投资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它能在国家政权机构这一后盾的支持下,强制性占有部分社会资源进而根据发展重点和战略取向重新分配,因此它能直接增加受益对象福利以及他们间接获取社会财富的能力。循着这个逻辑,作为主要投向农村,支持农业、农民发展的农村公共投资自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弥合城乡经济发展鸿沟,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对上述逻辑推导的阐释以及更深入的理论挖掘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围绕农村公共投资以及城乡经济一体化两大综合性概念的研究理论十分丰富,但大部分都是针对其中的一点来展开,很少涉及两者之间关系。在同时涉及两者的研究中,公共投资(或公共服务、公共事业)一体化往往与城乡经济一体化被共同视为城乡一体化评价的指标体系。事实上前者类似于揭示城乡发展不平衡潜在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后者则是表征城乡发展不平衡结果的显示性指标。这种将原因和结果直接混同的研究模式掩盖和模糊了城乡统筹发展所必须明确的各种内在逻辑关系。对这种内在逻辑关系的验证分析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在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农村公共投资,这一对承载本文潜在逻辑关系的经济名词进行内涵界定、指标体系构建以及相关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不同视角对农村公共投资影响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内在机理展开了理论推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围绕农村公共投资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综合作用效果,作用结构以及作用效率展开了探索。最后在国际经验借鉴的基础上,围绕现阶段我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投资政策的调整展开了讨论。围绕以上研究内容的探索和分析主要获得了以下发现和结论:第一,农村公共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提高效应以及交易效率提升效应等正向传导作用都是增强农村内生发展活力,对接城市外生助力,进而融合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元结构模型的理论推导也对此观点予以了充分证明。第二,在农村公共投资对城乡经济一体化作用综合分析环节,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所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农村公共投资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正向、显著的作用效果。同时结果还显示,反映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特征的“大中城市偏向”和“非农化倾向”两个控制变量均对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碍。第三,利用主观指标体系所进行的结构分析,清晰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农村产业效率改善投资等领域的重要性;结构分析还表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仍然是城乡生产的一体化,只有城乡产业实现了融合和对接,城乡在生活、消费领域的差距才会不断缩小。第四,通过引入一个以农村公共投资与城乡经济一体化为原型的社会投入与社会产出模型,并开展相应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在利用农村公共投入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绝大部分省份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效率低下的原因并不是投资规模不足,而是耗散严重、管理效能低下。考虑到DEA模型中的效率完全是由自由输入或者输出的变量来决定的,是一个封闭的黑箱,并不能考虑“外界环境”影响,本文进一步以效率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Tobit模型对外生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发展壮大基础上的城镇化、工业化能有效改善农村公共投资的效率,但是以减少农业生产人口为特征的“浅城镇化”以及“消灭农业”为特征的扭曲的工业化则损害了农村公共投资的效率。第五,通过国外城乡经济一体化导向下的农村公共投资实践的“个性”列举以及“共性”归纳,得到的启示是农村公共投资政策必须与经济一体化阶段性特征相适应;必须涵盖城乡经济关系各个领域,形成合力;必须以促进农村内生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第六,现阶段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投资政策的调整建议主要有:将中心镇作为农村公共投资的空间载体;将产业视为投资介入的重要突破口;重视农村资源环境的保护开发投资;提高投资效率;依据经济一体化阶段性、地域性差异特征合理确定投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