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统计,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与上世纪60年代的6.1相比,急剧下降。低生育率通常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这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都是一项挑战。针对人口下降,政府从2013年开始连续出台了多项生育政策,从开放二胎到全面三孩仅相隔不到八年,政策的颁布只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生育潮,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如何提高生育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对当前的生育现状并结合以往研究,本文首先对生育相关的理论以及国内外生育意愿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一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和国家统计年鉴（2017）获取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地区层面因素与个体层面因素共同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由于研究一发现“90后”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群体,而“90后”群体作为未来的生育主力,进一步了解这一群体的生育现状以及影响原因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如今,三孩政策的宣布使得人们在考虑生育意愿时能更关注政策之外的因素。因此,研究二采用“打算生育子女数”作为生育数量的测量指标,能更准确的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数量,并能与研究一进行对比,并加入生育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生育间隔和生育目的等更全面地了解未来的生育主力:“90后”群体的生育现状、变化趋势及影响原因。研究结果如下:（1）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在城乡、民族、出生年代、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上差异显著。（2）在个体层面,性别角色态度、幸福感、阶层流动预期对育龄群体理想子女数影响显著。性别角色态度越传统,生育意愿越强;幸福感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强;阶层流动预期越高,生育意愿越强。（3）在地区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地区生育文化能显著预测生育意愿,生育文化越传统,生育意愿越强。（4）地区生育文化在宗教信仰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之间起到调节作用。（5）在生育数量上,“90后”育龄群体期望子女数在性别、城乡、个人年收入、单位类型上差异显著,在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上差异不显著。性别、城乡、受教育程度、单位类型、阶层流动预期对期望子女数影响显著,阶层流动预期越高,生育意愿越强;幸福感对期望子女数影响不显著。（6）生育偏好上,性别偏好在性别、受教育程度、单位类型上差异显著,在城乡上差异不显著。大部分“90后”育龄群体对生育性别无明显偏好,对女孩的偏好甚至超过了男孩,不过仍有少部分男性更偏好男孩。（7）生育时间上,“90后”育龄群体期望初婚初孩时间明显推迟,近半数的人对初婚时间顺其自然,六成的人想26～31岁之间生育初孩,由于最佳生育年龄压迫,虽然初婚初孩时间推迟,但大部分人的理想生育间隔时间都在四年之内。（8）生育目的上,“90后”育龄群体更强调个体主义,注重自我需求的满足,但仍有少部分人还未摆脱外界压力和传宗接代的观念。研究结论如下:（1）育龄群体的生育数量意愿不仅受到个体层面变量:性别、城乡、民族、出生年代、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单位类型、个人年收入、性别角色态度、幸福感、阶层流动预期的影响,也受到地区生育文化的影响。（2）“90后”育龄群体对生育孩子的性别无明显偏好,期望初婚初孩时间明显推迟,大部分人的理想生育间隔时间都在四年之内。在做生育决策时更强调个体主义,注重自我需求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