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出土文献的研究构成了论语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以来的《论语》出土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论语》写本，以及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县的汉代竹简《论语》。罗振玉、王国维、王重民、郭沫若、李学勤、王素、陈金木、李方、荣新江、郝春文、刘来成、张涌泉、许建平、单承彬、(日)金谷治、(俄)孟列夫(Д.Н.缅西科夫)等一批中外学者，在不同时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论语》出土文献。其中，王素的《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金谷治的《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陈金木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李方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释文、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校勘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四册“群经类论语之属”，成为《论语》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它们为《论语》出土文献，乃至整个论语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何晏的《论语集解》单行本自两宋以后亡佚，传世本是以注疏本的方式存在。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中保存有何晏《论语集解》的比较完整的内容，其中包括《论语序》。《论语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何晏研究《论语》的纲要性文章，其中涉及到论语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论语》的命名、作者和成书，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探讨，既是汉代以降论语学史上的一类常议话题，又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　　 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论语》写本以及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有助于澄清以往论语学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纠纷和疑难之处，有助于对《论语》经文含义的理解和把握。借助于出土文献所提供的经文文本和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校勘，进而发现异文，这将有助于认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版本《论语》之间的关系。此外，对《论语》出土文献中经文异文的辑录和考辨，可以为认识和研究古代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丰富的语料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