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变迁和政府职能转移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政策倡导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大功能却一直被组织和社会忽视。笔者以台州市TY社会工作服务社为个案,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合法性角度,分析其在发展条件改善但矛盾问题依存的大环境下,如何在其存在的由政府和社会构成的生存场域中,将政策倡导可能及可行,并探究合法性与政策倡导之间的内在逻辑。通过案例分析,笔者发现个案“依托”合法性环境发挥构建、利用合法性,进而使得政策倡导可能和可行,并在此基础上形塑外部环境,形成具有生态链形式的良性“能量循环”。政策倡导的可能性主要来源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压力。政府发挥主动性将压力转为动力,主动寻求与社会组织合作,这其中包括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以及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型;另外社会组织在合法性的压力下通过仪式化表达、权力分散、专业地位构建、集体意义构建和寻求承认等方式获取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两个主体应对合法性压力的行为结果为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倡导创造了条件。TY组织政策倡导运行机制包含政策倡导开局-合法身份获取、倡导场域营造-服务推进与品牌建设、倡导力量积累-居民公共意识的培育、直接政策倡导尝试-体制内的提案倡导等环节。政策倡导的功能发挥,实质也包含前期合法性建设的基础准备,对外界环境产生具有局限性的“形塑”影响,例如促进政府职能转型和合法性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与规范化、营造政府-社会合作的组织生态等。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不同主体的合法性压力可以转化为政策倡导的动力,公共服务可为政策倡导提供资源积累,政策倡导与组织合法性建构相互形塑,政治关联并不会阻碍政策倡导功能发挥等观点,结合个案政策倡导特点,对初创期的综合型社会服务组织进行政策倡导提出一些可借鉴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