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建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知识女性自杀问题较为严峻。报刊舆论在这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公开讨论知识女性自杀问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空间”。知识精英们对知识女性自杀问题的探讨,如自杀的理论、原因以及救济自杀的方法,成为提倡社会改造与政治革命的切入口。这一过程既调动了民众的革命积极性,但同时将知识女性自杀问题纳入救亡图存的宏观政治叙述中,反而丧失了知识女性群体的特殊性。社会舆论的讨论形成了强有力的话语权力,促使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干预和参与到救济自杀问题当中。国家的参与不仅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个人的情感体验。个人、社会与国家存在着“涟漪般”的互动关系。民初知识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在于其思想的先进与开放,然而,新旧交替的文化观念,造成知识女性道德观念认同的迷茫。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对滞后的社会发展与传统道德观念的遗留,使得女性思想与实践的脱节。最终,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迷茫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