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选取了一组周慧海翻译的西夏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是《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以及《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选择这样一组文献是考虑到它们所具有的特殊性。在目前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夏、汉两种文本俱存的文献资料为数极少，本论文涉及的三部作品除西夏文本外，还发现有同期的汉、藏文本，这样“共时”的多文本语言材料在西夏文献中目前只发现三例，此其特殊性之一；三部作品又都与同一批人物相关涉，其西夏文本、汉文本分别由西夏僧人周慧海、鲜卑宝源翻译而成，它们的传译过程又都与拶也阿难捺相联，此其特殊性之二；三部作品的三种文本(特别是西夏文本、汉文本)是否分别直接译自梵文、三者之间又是否有构成源流关系等问题在学术界同时存在纷纭，此其特殊性之三。本论文以西夏文献解读为重心，充分利用藏学界、梵文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开展汉、藏、西夏文本对勘研究。藉以跨语言的详实比较，解决它们流传过程中的源流问题，在以语言线索解决佛教文化流传的诸问题过程中，同时也兼及语言研究本身，即通过跨语言的比较，探讨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的语言特征特别是词汇特征。论文主体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对周慧海的生平及其创作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之后，重点对他的三部作品的出土以及在各藏卷中的收藏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己梳理出25件，分属四个不同的类型：合刻本、单刻本、写本及泥金字写本，利用这些残件我们基本上可以拼合出了一部完整的西夏文本；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目前梳理出20件，有保存完整者，残件为多，亦分属四个类型：合刻本、单刻本、写本及石刻本；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已梳理出63件之多，皆为残件，分属三个类型：写本、面7行经折装本及面6行经折装本。第二部分，对用于西夏文本解读的对勘材料——汉文本、藏文本进行介绍。首先介绍的是两个汉文本的译者鲜卑宝源，然后对这两个汉译本的研究情况以及存在问题加以概说。藏文本的介绍同样是偏重于藏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指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本藏文文献《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与房山云居寺本不是同一译本，也就是说它不是西夏文本的对应本。因此本文对勘所用的藏文本选用房山云居寺本。第三部分，是对西夏文本的解读，这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解读的方式是以相应的汉译本、藏文本作为对勘材料，通过跨语言比较的方式对西夏文本逐字逐词的解读，力图突破西夏文献解读逐字翻译的误区，追求以词为出发点、回归语言本身的解读，对典型的、特殊的词汇或语言现象以注释说明。第四部分，着重于探讨跨语言比较于西夏语词汇研究的重要价值。跨语言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在词与非词之间做出判断；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某一词语指示的事物、意义，又能明白其来源；跨语言比较还有助于辨析同义或近义词的不同用法；一些复合虚词的实际用法也在跨语言的比较中清楚地展现出来。这一部分还重点讨论了周慧海作品中的佛教术语。在这些术语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明显是据藏文词汇逐字翻译而来，也有一部分词语是受藏语词汇中的某个核心义素影响而来；周慧海译本中同样出现了不少音译词，不过这些音译词似乎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其梵文原词在流传过程中实际的意义并不是很明确。第五部分，藉以跨语言的详实比较，讨论这几部佛经在流传过程中的源流问题。通过多层面的语言比较，本文认为，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以及《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皆由藏文直接翻译过来，不过其藏文本又都经过了西夏时期僧人的重新处理，具体处理方式可能是参照已有的藏文本重新从梵文译出。通过对这一组佛教文献流传问题的探讨，我们还可以发现西夏藏传佛教流传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现象，如夏、汉同步翻译是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翻译的一个基本模式；又如，西夏藏传佛教文献中的“梵译”不是指直接由梵文翻译成西夏文或汉文，而是指由梵文翻译成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