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判力这一概念源自罗马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的“一案不二讼”和“一事不再理”原则。我国学理一般认为,所谓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在其它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主张,同时,法院亦不得作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中,主流意见认为,既判力通常只对参加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并且产生拘束力的内容仅限于法官在判决主文中就诉讼标的所承载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所作的判断。法院一旦就某一案件作出终局判决,那么当事人就不能够对这一案件重复提起诉讼,法院也不能重复进行审理。这就是所谓的既判力作用范围。但是,司法实践证明,依据传统理论所界定的既判力作用范围并不能很好地避免矛盾判决的出现,特别是一些团体性、利益扩散性以及纷争利益主体多元性的纠纷大量出现后,问题日趋严重。由此理论界提出了所谓的既判力扩张问题。既判力扩张有三种具体的方式,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和既判力效力范围的扩张。在学理上,打破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将当事人之间判决的效力扩及于第三人的现象被称为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不将既判力客观范围限于法官在判决文书主文中所做的判断,认可法官对判决理由所做的判断亦有既判力或者类似效力的现象被称为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而所谓的既判力效力范围的扩张是指判决的既判力不仅仅在同一案件被重复提起诉讼时发生作用,在前诉判决所确定的事项属于后诉的前提性事项时,审理后诉的法院必须以前诉判决所确定的事实为基础进行判决。我国立法规定了某些允许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具体情形,但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有必要适当扩大既判力主观扩张制度的适用范围。另外,我国立法没有为受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影响的第三人设置救济措施,本文主张增设事前程序保障措施与事后救济措施,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关于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学理上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扩张思路,即赋予审判理由以既判力;赋予审判理由以争点效;依诚信原则赋予判决理由以拘束力;通过扩张请求权来扩张既判力客观范围;通过引入默示的中间确认之诉来扩大既判力客观范围。本文认为上述扩张方式均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相对可行的办法是将与主文中判断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实写进主文中,以维持“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主文中的判断”这一传统公式,但又可以达到实质性地扩张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从而克服既判力客观范围过窄所带来的困境。既判力效力范围应当扩张是我国立法及学理均认可的,但我国立法对于这一问题的规定稍显粗糙,学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本文认为既判力扩张性效力是一种相对性的效力,其受证明标准、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既判力扩张性效力的大小必须结合后诉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既判力的本案效力和扩张性效力可以分离。这两层效力一旦分离,他们所能解释的对象就不再局限于法院判决,对某些非判决文书也可以进行解释。另外,通过既判力效力分离理论可以从效力的层面整合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