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呈现着夺目的光彩，它实质上是在彰显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及融合，若把它放于百年文化语境的流变中加以考察，这一脉络就会更加清晰。可以说，“现代”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因素，“乡土”则成为文学审视其中的民族和民众生存状态的理想载体。从强烈追求西方潮流到注重消融现代浪潮和追求地方色彩，并由此树立起民族化的目标，这不仅是新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以河南乡土文学为特例加以考察，便能更清晰地观照这一转化过程。 由于河南在古典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拿河南乡土文学的变迁来观照现代文化语境对乡土文学的塑造便具有了范本的标示意义。河南乡土文学经历了从觉醒到崛起的系列过程，姚雪垠、李准、张一弓、刘震云和李佩甫等个案很鲜明地彰显着不同阶段的系列创作轨迹。作者在概览其创作总貌的同时，还试图总结其创作中的主导文化品格，以便探求其缺憾的原因和突破的策略。 就总体上讲，河南乡土文学形成了对乡土文化负面价值批判为主导的文化品格。这一方面显示了创作对传统挖掘的深度，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对苦难主题理解的片面性。主题先行的弊端在当今文坛已不为河南作家所独有，成了许多作家的通病，这些都制约和阻碍着文学的深入表达。作者分析了河南作家鲜明的乡土情结和对乡土世界否定性价值判断的特征，并以阎连科对苦难的描述、刘震云对民间权力的解析、李佩甫对家族的批判为例进行考证，然后对河南乡土文学创作中“苦难悲剧”主题先行的不足加以剖析。 在总结河南乡土文学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继承和超越的思路，探讨了解决乡土关怀缺失和对苦难失真造作的途径。作家除了应保持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的内省精神外，更应拓展乡土文学的表现空间，来表现人与土地的关系，要有深层的文化蕴涵，要写命运与人。只有做到从深入到开拓，乡土文学的超越才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