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是两国在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相对价格，反映了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往来中扮演者相对重要的角色。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的高科技制造行业受到了美国的严厉制裁。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也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与缓和而不断波动，汇率的波动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带来了挑战。本文研究了汇率波动对制造业带来的潜在影响，在当前的背景下有着十分深刻的重要意义。
　　本文在内容安排上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引言，包括本文的背景意义，文章框架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章从不同阶段回顾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历程。第四章介绍了制造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计算方法，以及变量的选择与计算方法。第五章对总体样本进行了回归，进行了稳健型和内生性检验，并使用中介变量法从出口渠道对汇率传导机制进行了验证。第六章从不同行业类型、出口与非出口类型、外资参股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不同地域的上市公司进行对比研究。第七章对前文总结，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会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利润水平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中介变量法验证了汇率是通过影响上市公司出口规模从而对上市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的对比中，木材、家具制造业受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最大，而医药、生物制品制造业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毛利润会有所增加。在出口型和内销型上市公司对比中，出口型上市公司受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大于内销型上市公司。在外资组的对比中，随着外资参股比例的升高，上市公司受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随着外资比例的提升而下降。在不同生产率组的对比中，上市公司受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在不同地域的对比中，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受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最小，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受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最大。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与以往文章的宏观角度不同，本文从微观角度对汇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多种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类型进行了划分，充分研究了汇率波动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影响的差异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中介变量法对汇率传导机制进行研究，证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最后，与以往文章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不同，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有更强的时效性。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只能从出口角度验证汇率的传导机制。另外，本文使用的是制造业总体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如果能精确的了解到每一家上市公司的进出口规模和目的地，将可以测算出公司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得到更精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