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美元危机和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结束。这一体系宣告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多次经济危机。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90年代之前,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工业化国家,发生的都是比较单一的金融危机,对国内和国际经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90年代以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程度也进一步增大,各个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改变导致90年代以后的危机形式和90年代以前不再一样,由过去单一的危机形式变成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两种危机同期发生。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环境更加不稳定,先有俄罗斯卢布大量贬值、巴西货币雷亚尔和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的暴跌,后有受美联储加息政策影响的阿根廷和阿塞拜疆相继取消外汇管制,引起本国货币大量贬值。经济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暴露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具有威胁性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是否有能力维持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经济的稳定,是否能够抵御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继续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在特殊的经济形势下,我国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机遇但是也有潜在风险的环境:人民币已经基本实现经常账户自由兑换,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率市场化逐渐完成,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逐年升高,GDP增长率渐渐降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全球化程度逐渐提高,央行慢慢放宽对汇率的干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可能会让我国面临的潜在风险显性化,所以研究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共生性也有助于我国更好的预防危机。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定义进行梳理分析,选择了合适的定义并结合已有文献对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识别统计,从所选取的63个新兴市场国家(地区)、38个发展中国家和19个发达国家近30年的数据中识别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共生危机的发生情况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统计性分析发现,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共生性在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最为显著,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表现的不明显。然后本文重点对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危机情况做了实证分析,并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作为对照。实证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都是二值变量,选取了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分析,并且选取了对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通过多变量Probit的实证分析得到:在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当以银行危机为因变量时,实际GDP增长率越高、M2增长率越高,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越小;通货膨胀率越高,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无论是当期的货币危机还是滞后一期或者滞后两期的的货币危机,都可以作为银行危机的解释变量,即货币危机的发生可以引起银行危机的发生。而在货币危机为因变量的分析中得到,实际GDP增长率越高、现金盈余或赤字占GDP的比例越高、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越高,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另外,当期的银行危机、滞后一期的银行危机和滞后两期的银行危机都是货币危机显著的解释变量,即银行危机的发生可以引起货币危机的发生。结合上面两部分的结论得到最主要的结论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地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存在显著的共生关系——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互为因果。之后文章又借鉴KLR信号分析法做了频率分布分析,得到了和实证回归一致的结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具有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最后,结合实证结果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我国的特殊国情,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和我国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