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制放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而作为一项在文化领域的管制放松政策，文化体制改革不但具有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等特点，而且还带有强烈的中国本土特色，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再合适不过。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大致始于21世纪后，以2003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政策为主要代表，其改革政策和成果一直延续至今，并随时代变化不断补充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来论证文化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并揭示其具体的影响机制。
　　本文分别梳理了与制度、管制放松和文化体制改革有关的经济学文献，发现这三者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影响，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还较少。因此，本文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文化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就文化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其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进行理论分析，并据此提出本文的基础理论假说、影响机制理论假说和异质性理论假说。
　　在实证方面，本文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政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2000年至2018年间中国259个地级行政区的数据，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分别对文化体制改革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和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了回归分析验证。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化体制改革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本文的基础理论假说。第二，重要控制变量利用外资水平、财政支持力度、文化资源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发展。第三，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文化体制改革会通过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财政支持力度、文化资源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总产出中的占比，从而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发展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异质性结果显示，文化体制改革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具体而言，对内陆地区的影响大于沿海地区，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于可能存在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为负。此外，本文还分别做了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检验和反事实检验，从而验证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有效的，其中在平行趋势检验中还发现文化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时滞性和边际回报递减规律，呈现出由慢变快、又由快变慢的动态特征。
　　最后，本文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对文化体制改革未来的方向和地区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一是沿海地区应适当转变利用外资方式，以求提高利用外资效率，而内陆地区应当继续提供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政策支持力度。二是加大相关领域政府财政投入，提高文化资源水平，改善社会文化环境，完善地方教育体系，促进人力资本的培养。三是将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领域改革相结合，促进产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调整，提高地区整体产业竞争力。四是需要立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的执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