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经济性责任的相关问题入手,立足反垄断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指出现有的执法实践中对于经济性责任理解与界定的不足。执法实践中,对于经济性责任的界定缺乏原则性,导致执法具有随意性与偏低的特点,无法达到理想的规制效果,垄断行为易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大规模损害,规制时需要从弥补社会损害出发强调威慑性特点,以达到预防违法行为发生的目的。建立更加合理的经济性责任体制,也为解决当下热门的平台垄断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保护数字经济市场的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分析现状提出现存的问题,再对问题进行分解剖析,下文中的三章分别对应第一部分提出的三个具体问题。第一章主要分析反垄断执法中的经济性责任。首先明确反垄断中的经济性责任的含义,与其他类型责任的区别等问题,解释经济性责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范围,以及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经济性责任在所有责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其次结合目前反垄断执法实践中的做法,进行案例描述和分析,归类目前的责任形式,主要分为单纯进行罚款的形式与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形式,并解析二者的关系。最后在第一节的概念界定以及第二节的案例分析基础上,提出目前实践中所存在的三个问题,并分别成为各章主题在下文分别讨论;第二章探讨惩罚性责任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分为三大原则。最主要的原则是不让违法者从违法中获益,目前的惩罚力度过轻,而垄断行为带来的影响深远,带给单个垄断者的利益因持续的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而收益甚大,导致目前的实践中,就算执法机关对行为作出处罚之后,依然对于违法者有很大的违法激励性,因该行为是可以带来收益的。同时违法所得可以作为惩罚的底线,至少惩罚量不要少于违法所得（若未没收违法所得的情形下）,以及需要明确是以尽可能弥补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为原则,确定惩罚量的上限,最后需要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平衡违法程度与惩罚量的关系;第三章针对惩罚的罚款依据进行具体的探讨。首先从确定计算依据的一般理论出发,由于惩罚的计算依据需要有合理依据,确定计算依据最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是违法所得和从造成损害的角度分别计算的。通过对比域外经验,总结两种计算依据的确定方式,一种是依据违法总利润计算的模式,另一种是依据违法年度相关违法销售额计算的模式。这两种类型的数据体现了违法规制观和竞争补偿观,这两种方法作为惩罚的计算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各有偏重。第二节中对目前执法实践中的计算依据进行分析,目前实践中的做法缺乏合理性,仅以计算便捷角度考虑选择以行为相对人上一年度销售额作为计算依据,缺乏法理依据,并且规定过于原则化,惩罚力度较小,也难以达到理想的规制效果。第三节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历史执法实践与现状提出应采纳的计算依据,即行为人违法行为结束之日上一个会计年度相关产品及市场的销售额乘以持续时间,并在特殊情形下给予执法机关在年销售额方面一定的选择权,兼顾实际计算的可行性与处罚合理性;第四章讨论了惩罚系数的确定因素。目前现行的法律在惩罚性责任中设置了区间,由执法机关自由裁量,但行政决定书中往往缺乏对于确定的系数的论证过程,且系数确定普遍偏低,并未充分发挥区间的作用。系数的确定在最终惩罚量的确定中至关重要,系数的确定主要需要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以及行为人自身的状况及行业特点具体分析,以及综合考虑违法者其他责任的承担,自身的承受能力以及案件中的特殊因素,确定最终的罚款数额,实现经济性责任规制的原则性目标,使得最终的经济性责任能够发挥对于违法行为的威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