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着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丑闻接连不断,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琼民源、银广厦等,近到2017年的獐子岛、湖北宜化等,不断曝出会计舞弊事件,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拥有控制权的管理团队基于自利动机进行盈余管理。随着人口学研究逐渐应用到管理学当中,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也开始从管理者特征角度研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制度环境是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而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外部环境的差异使得高管进行不同程度盈余管理。高管特征和制度环境都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本文探讨高管特征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检验不同制度环境下高管特征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本文以中国2012-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修正琼斯模型衡量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根据高层阶梯理论,将性别、年龄、学历、任期作为高管背景特征,从王小鲁、樊纲等（2016）研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选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法律与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两个维度来度量制度环境。通过实证研究制度环境、高管背景特征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性别、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与应计盈余管理负相关,高管团队平均学历与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政府干预程度与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法治完善程度与应计盈余管理负相关;制度环境对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对高管团队性别、平均学历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未起到调节作用。因此,合理配置高管团队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任期结构,以及减少政府干预、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能更有效的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会计信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