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正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并兼顾公正和效率,但《刑诉法》在修改时并未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上诉权问题,故该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均引发了较大关注和争议。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关被告人上诉权规定的梳理,以及对江苏省苏州市116份二审裁判文书上诉理由、审理方式、二审裁判结果、撤诉和抗诉四方面数据的整理,总结出当前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机制中存在如下五方面现实困境:被告人自愿性审查机制缺失、法律帮助作用有限、量刑建议的精确性和规范性不够、证明标准隐性降低、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我国学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是否应当保留被告人上诉权的问题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为“全面取消论”、“全面保留论”和“限制保留论”。考虑到司法实践的需要和法律无例外规定两方面原因,保留上诉权具有合理性;考虑到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对契约精神的遵循、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遵守三方面原因,合理限制上诉权亦具有必要性。故“限制保留论”相对合理,即保留被告人上诉权,但同时应当对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合理限制。立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有立法和实践状况的同时,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类似制度中被告人上诉权的经验,有助于构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限上诉权。可以从设置行使有限上诉权的具体审查机制和设置行使有限上诉权的保障机制两方面来构建。一方面,通过设置上诉审查的适用案件范围、理由、主体、程序和标准四方面来构建有限上诉权的具体审查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庭审中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机制、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实行精确化规范化的量刑建议、坚持证明标准不降低和减少技术性上诉五项机制为上诉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