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但学界都把目光聚焦在七十年代之后的计划生育,对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研究甚少,大多是一笔带过、言语不清。而且之前研究都是站在中央的宏观视角来审视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宽泛的称赞其期间控制人口生育的政策的成绩。但在事实上六十年代年代的计划生运动与大跃进和大饥荒息息相关,但学界缺乏对大跃进之后计划生育来龙去脉、具体实施措施的研究,也缺乏对运动本身的思考。本文将运用档案资料,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剧增的人口使得食物、生产资料等资源产生了紧张。由此,共和国政府开始在五十年代中前期开始意识到节制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性,开始向民众宣传一些基本避孕方法。到了1957年,共和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完全建成之后,中共高层开始有意识的将人口作为一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进行控制,由此在1957年开始正式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并在少数地区进行试点。但是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开展,弥漫在全国各地的浮夸风,让中共高层的人口观念开始产生动摇,在实际操作上停滞了计划生育工作。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的惨烈死亡,共和国政府临近了危机的边缘,粮食供给短缺成了共和国政府的关键难题。所以在1962年,中共高层通过重启计划生育工作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减少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以此度过政治危机。这次从1962年开始重启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持续了4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结束。1962年至1966年的计划生育,其核心目标是为了尽快的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供给不足的矛盾,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所以,这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核心目标是追求速度和数量。为了直接快速的减少人口增长,人工流产、绝育手术、放置绝育环等手术成了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当时无论是从医疗人员的配置上还是从医疗设备的数量上都不足以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计划生育手术,面对这个矛盾,各地政府采取了降低医疗标准、大规模扩充医疗队伍的方法来应付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很多的医疗事故和问题。1962年至1966年年的计划生育的本质是一个调解人口和资源之间矛盾的经济措施,充满了冷冰冰的经济学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人口出生率作为一个经济数据需要被迅速的减少,统计学上的减法从中央通过行政官僚系统层层传达到地方,最终到达每一个家庭,在这个传递过程中,抽象的经济学数字被逐渐的还原为其原本的生理学形态——即避孕、节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每一个在此期间参与计划生育的夫妇,都是在被动之中为大跃进的经济失败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