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的“去产能”仍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任务。中国是世界三大造船大国之一,船舶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也非常突出。船舶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钢铁、水泥等其他国有资本主导行业的产能过剩的形成类似,是与体制性退出壁垒有关系的积累性过剩。论文通过定义和量化制度性退出壁垒,基于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了船舶制造业的制度性退出壁垒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介绍选题背景及意义,并对关于政府干预和产能过剩相关的文献进行述评。第二部分对船舶制造业市场现状、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进行了统计分析。第三部分对制度性退出壁垒的主要政府干预指标进行量化,并应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船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第四部分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第五部分分析韩国、日本和德国船舶制造业化解产能的经验。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主要结论是:(1)船舶制造业行业市场集中度低,大多企业规模小,大型国有造船企业占据大部分的政策资源,但经济效益并不明显;(2)制度性退出壁垒高,政府为经济和政治目标干预企业,并非有效提高行业产值和就业水平;(3)船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偏低,仍需坚持造船业去产能的任务;(4)上市企业存在过度投资,企业过度投资与政府的贷款支持显著正相关,说明政府提高贷款支持会刺激企业的过度投资,而政府干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行业的GDP贡献;(5)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和企业过度投资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政府干预不是以企业过度投资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导致产能过剩,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会加剧产能过剩。治理这种体制性产能过剩,应弱化乃至取消各种补助,消除阻滞退出的非市场因素。而破产和兼并重组等方面的改革,设立专项援助资金解决去产能面临的员工安置等难题,应是互补的制度安排。最终,基于市场经济的内生性机制解决体制性的过剩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