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二战犹太难民大屠杀的纪念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博物馆)呈现与纪念的是犹太难民的苦难,而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所呈现的却在纪念二战时期犹太难民苦难的同时,意在体现出上海犹太难民的幸。本文试图探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中,苦难中的幸是如何被呈现的,为何会如此呈现,在纪念馆的发展过程中,“苦难”中的“幸”发生了那些变化,及如何获得一种社会性。本文运用了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参考了列斐伏尔的“三元分析框架”,分别从物理空间、空间意义的呈现、游客参观与空间意义的变化三个层面,探讨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苦难”中“幸”的生产过程。研究发现,随着上海市虹口区政府对“方舟之路”的打造与完善,作为“方舟之路”的核心,纪念馆的物理空间在作为“苦难”中的“幸”载体的同时,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一意涵。在纪念馆内部,展览的布置、讲解员的讲解、与馆内文化活动的举办,使纪念馆与全球性犹太大屠杀的苦难记忆相连。同时,通过展现犹太难民逃往上海的过程,及在上海生活的情况,纪念馆空间表征被体现为“苦难”中的“幸”。随着纪念馆对史料的收集与发掘,更多二战时期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时“幸”的故事被知晓与展示,纪念馆中“幸”的意涵由此被逐渐突出,并使“苦难”中的“幸”获得了新的意涵。这种表征随着外国官员的访问、历史相关者物品与亲身经历的展示被进一步加强,并随着普通游客的参观与内化而获得了一种社会性。另外,游客的参观使纪念馆中体现出的,上海犹太难民“苦难”中的“幸”逐渐成为了世界犹太大屠杀记忆的一部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空间表征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最后,本文对“苦难”中的“幸”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是国内与国际政治、当下二战犹太大屠杀记忆与纪念文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中此种空间意涵的产生。基于此结论,本文最后对空间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