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唐代将《尚书》列为五经之首。《尚书》文体是《尚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是对于《尚书》文体的研究一直困扰在六体和十体之争,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文通过先秦政治制度的设计的详细考察和思考发现,《尚书》由尧舜禹三代和殷商部分和西周部分两块组成。前者为尧舜时代确定的三大礼系之一的纳言,后者为西周礼制的雅言,后代史家称“言为《尚书》”。为文皆具有礼制仪式规范,在直观的六体之外,还有包含性质的文体和影响拓展性质文体,因此构成《尚书》本身文体、包含文体和影响形成文体三个层次计22种文体。《尚书》本身的文体类型有12种,包括书、典、谟、训、诰、誓、命、征、歌、贡、范和刑。这些文体名称直接来自于《尚书》的篇章标题,《尚书》中的篇章充分显示这些文体的思想内涵和文本特点。与其它先秦典籍相比,这是《尚书》在文体方面最为显著的特征。《尚书》包含的文体类型有诗、箴、盟、辞、谚语、册等6种,这些文体上古以来就已经存在,在《尚书》中被直接作为文体概念使用。《尚书》影响形成的文体类型有赞、言、规、戒4种,这些文体在《尚书》文本中还只是以一种行为方式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固定的文体类别。这些文体类型体现了上古三代社会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人文精神。论文还回答了《尚书》文体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研究认为,《尚书》中的文体体现了宗教性和政令性合二为一的特征。歌、辞、盟、誓等文体产生于上古社会祭祀天地山川的仪式,而典、册类文体的形成则与殷人祭祀祖先的仪式息息相关；诰、册、命等政令性文体名称的确立与周代完备的史官制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以言成事”的参政制度和宗周社会的“乐语之教”则直接催生了言、讽、诵等文体类型。“记言史书”是《尚书》的整体文本性质。《尚书》是上古三代时期的记言文集,以记载最重要历史人物在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嘉言懿行,通过对帝王将相等人物的对话和言论的记载,展示了虞、夏、商、周最高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政治决策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具有典册性质,也就是儒家推崇的王道。关于《尚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根据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引《书》、论《书》、用《书》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与归纳,我们认为,孔子确实对《尚书》作过整理。其目的是备王道典册,与《尚书》的内容正好互相印证。《尚书》文体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主要是官方文书、文学文体以及史传文学。在官方文书方面,《尚书》文体提供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后世公文文体的基本形态；在文学文体方面,《尚书》开创了中国散文关注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精神传统,并在语言的形式美、“用典”的思维方式等方面对骈文的产生起到一定的孕育作用；《尚书》对古代小说“神道设教”的叙事传统、入话的叙事模式、对话技巧、韵散结合的表达习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从《尚书》文本中找到诗歌、辞赋、戏剧等文体的元素；最后,《尚书》“以史为鉴”的书写精神、多体杂糅的书写体例,“为尊者讳”的不良书写倾向等无不对后世史书和史传文学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