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作为一种书写方式肇源于孔子编或修鲁史《春秋》，它的意义内涵与之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作为一种隐晦的书写方式，“春秋笔法”在经学的传统中演绎着自身的意义。尤其是“春秋三传”(《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以及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晋代杜预等人的作品对《春秋》的“微言大义”、“书法”、体例”的经学阐释，使得“春秋笔法”作为一饱含文化话语的书写方式而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不竭资源。因而对“春秋笔法”的探讨就不能不把它和一定的时代以及中国的儒家伦理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它还涉及中国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言说方式、儒家的中庸哲学等层面的内容。此外“春秋笔法”的“隐讳书写”、“微言大义”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其衍生出的“主文谲谏”的语言美学效果、“美刺”传统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承关系。　　 “隐微式写作”是列奥·施特劳斯在对神学-政治问题进行思考，在对迈蒙尼德、阿尔法拉比、阿威罗伊等人的经典著作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哲人的书写方式。他在中世纪先知学者阿尔法拉比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的阐释中找到了重新解读柏拉图的途径，即作为政治哲学的途径：同时也关注了这一哲学的“隐微式写作”方法。我们对于施特劳斯的“隐微式写作”的注意就是对柏拉图、迈蒙尼德等作为施特劳斯眼中的古典政治哲学家所运用的哲学的书写方式的注意。列奥·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一种被遗忘的写作方式》以及一系列解经作品中都很注意“隐微式写作”。国内的刘小枫、甘阳等人也都关注了这一点，国外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本文对于这一书写方式的探讨也是基于政治哲学的语境，在哲人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展开的。在对“隐微式写作”的成因进行剖析，解读哲学家对于不同受众所采取的“隐微式写作”的必要性时，引出了“显白教诲”与“隐晦教诲”的不同目的，探讨共同文字下的“显白书写”与“隐微书写”两层旨意。　　 虽然这两种写作方式产生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但是却有着可以探寻的相似点。无论是放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前者还是放在崇尚个人对真理追求的西方，两种书写方式都传达着“微言大义”，都饱含政治的色彩。在参照比较中，也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两种不直白的书写又显示出各自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