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三部分，分别从诗歌形式、诗歌主题、诗歌理论的角度，对黄遵宪与客家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进行多元的文化透视。 第一部分从形式的化用、手法的借用、语言的妙用以及童谣的滋养等四个方面，论述黄遵宪的诗作对客家民间歌谣的吸收与借鉴。黄遵宪诗歌深受客家民间文化尤其是客家山歌的影响，为了革新传统的诗歌形式，他灵活地化用客家山歌的体式，糅合民间形式与传统的诗歌格律，生动地表现各类题材和塑造文学形象；在修辞手法上，借用客家山歌常用的“赋”、“比”、“兴”、“双关”等手法，使其艺术形式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突破了某些正统诗歌的沉闷框架，烙刻着生动朴素的民间底色；在语言上，妙用客家方言，增强作品的形象性与感染力，希望通过民间化，通俗化的诗歌语言传授新知识，使诗歌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广其改良立国的新思想；客家童谣为黄遵宪创作新歌谣提供了基本的形式范例，其新歌谣语言通俗、形式活泼、思想先进，他还进一步用童谣的形式来描写时事战争，借用童谣的隐喻性质来曲折地影射和讽喻腐败的政治现实。黄遵宪诗歌与客家歌谣的审美互动，体现了诗人将中国诗歌传统与民间优秀形式融会贯通，进而推陈出新的创造意识与文体追求。 第二部分从婚嫁生育习俗、山居文化形态、祖灵崇拜传统、移民文化风尚等角度，立体地考察了黄遵宪诗歌对客家人文景观的审美呈现与文化透视。在千年漂泊中形成的客家文化，一直禀承着浓厚的“寻根意识”，在陌生的异地坚守着自已的文化同一性，拒绝被同化和消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同时，艰难的移民过程和客家聚居区的山居文化环境，使客家人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中形成新的文化特性。客家人的婚嫁生育风俗和祖灵崇拜传统对古礼的坚守，体现了客家人对中原传统的发扬光大；山居文化形态催化出独特的经济状况、家庭结构、性别分工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品格，而移民文化则形成了客家人勇于开拓，不断地向周边地区甚至海外寻找新大陆的文化特质，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创造性。黄遵宪长期的外交生涯及其“搜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理想，以及由此升华出的全球性体验，驱使他将客家风土人情与异域的民俗风光进行比较性考察，更理性地审视客家风俗，甄别良莠，择其俗之善者加以发扬光大，对其俗之陋者则大加贬斥，希冀革故鼎新，这是与他民主改良的文化理想一脉相承的。 第三部分从言文合一、真我之诗和尚用审美等角度，论述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理论与客家文化的精神联系。黄遵宪正是在对客家民间文化的参照中，升华出独树一帜的理论硕果。黄遵宪面对客家社会中言文相合而文风大盛的现象，意识到只有言文合一，扫除语言障碍，普及国民教育，国家才能得以兴盛，并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积极贯彻这一理论，很多诗章语言力求通俗化，但由于只重视白话的表达功能忽略其审美功能，其诗歌创作中的语言运用往往在古语与口语的夹缝中摇摆不定；诗人参照客家民间文学和客家文学先贤特别是宋湘表达真我感情的优秀传统，体悟到文学只有表现真挚情感才能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从而倡导“真我之诗”，要求诗歌要抒发真实情感，不作无病呻吟，进而提出诗歌只有突破因袭模拟的怪圈，才能具有审美独创性；客家文化具有尚实用、重经世的传统，而且其“崇正意识”使他们群体性地拥有热爱乡土和“义不帝秦”的思想意识，这种传统对黄遵宪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在人生选择和文学趣味上，都表现出九死不悔地关心祖国兴亡和强调诗文社会价值的倾向，强调以“诗中之我”描述“诗外之事”，以饱含忧国忧民之情的笔触描绘了近代中国的沧桑和屈辱，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不断进行文化反省的精神镜鉴，黄遵宪倡导的“我手写我口”携带着民间的野性与活力，有力地冲击着萎靡、腐朽的诗歌风尚，孕育出新的生机，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