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法俄德等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谋占租借地。法国于1898年4月10日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的要求,1899年11月16日双方代表正式签署《广州湾租借地条约》,议定租借地的范围。从此广州湾地区领土成为法国租借地,归由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管理,直至1945年法国将广州湾领土交还中国。广州湾是近代法国在华唯一租借地,性质不同于法国在通商口岸所开辟的四个专管租界。广州湾租借地研究,与在华法租界研究和其他列强在华租借地研究互为补充,成为研究法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支点,也丰富了理论界对中国近代史和清政府外交活动的研究。目前广州湾租借地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学者对条约签订背景、勘界过程、法国在广州湾的经营等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已有大量研究,然而对于条约文本及其翻译却鲜有人关注,实际上该条约的翻译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翻译并不是一种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单纯的文字转换活动,在对外交往中由谁翻译、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翻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从语言和翻译的角度来研究《广州湾条约》,探究历史背景、意识形态、译员主观因素和翻译策略等多种因素对条约翻译的影响,分析法帝国主义如何通过操纵翻译、利用有意或无意的误译来攫取更多在华权益,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法国强租广州湾这一历史事件,为重写近代史发掘客观的史料依据,更凸显出中外交往中翻译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重要性。本论文共分三个章节。第一章回顾了《广州湾租借地条约》的签订背景,探讨条约文本之外的历史背景、译者因素对条约翻译的影响。由于中法实力对比悬殊,广州湾租借事件从缘起到条约起草、谈判与翻译始终处于法方的主导与操纵之下,中方处于被动状态,缺少话语权。我们以时间为序梳理了中法之间关于租借条约的谈判往来,深入挖掘参与谈判的中法双方翻译人员信息,这些史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政府谈判态度消极被动、双方译员配备存在差距,以及双方对翻译的重视程度不同。第二章从条约签订本双语文本出发,对条约翻译不对等问题进行分析。中法两国力量的不对等折射到条约翻译中表现为翻译的不对等,我们从增译、漏译、误译三个角度对条约中的不对等翻译问题进行了归类与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了译者出于维护清政府颜面、提高法国的国家地位或扩大法国的在华利益等动机,对条约中文本的语序与句子结构进行调整甚至增加字句。其次我们探讨了译者如何删除部分词句,对条款中文进行模糊化或弱化处理,从而掩饰不平等条约的本质,使条约更容易被中方接受。最后我们列举了条约中具有时代特征的“总统”“政府”等词的翻译,分析此类翻译产生与广泛使用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三章旨在探究《广州湾租借地条约》中特定词语的翻译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首先,我们探讨了“广州湾”地名翻译对于中法交涉的影响,中法争议的核心之一是广州湾地名的翻译和地理解释权,双方对地名的认知差异导致清政府轻易接受法国的租借要求,而法国则试图凭借地名的模糊性强占更多土地。地名翻译所引发的争端在晚清外交活动中时有发生,条约翻译中如何处理地名翻译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其次,我们从条约中concession一词的翻译展开,研究了“租界”与“租借地”的翻译问题。通过比较条约双语文本的相关翻译,揭示出翻译的不严谨与混乱,法文本对concession和territoireàbail没有进行区分,而中文本提及广州湾这一租借区域时也缺少确定统一固定的翻译,且始终没有称之为“租借地”。翻译的混淆不仅体现出晚清社会对于租借地和租界的区别认识不足、对二者缺乏严格界定,也对后世产生误导,导致许多学者至今仍然误以为法属广州湾属于租界。而从条约中的租界到巴黎和会上的租借地这一翻译变化则反映出国人对租界租借地的认识更准确、对国际法的了解与运用更深入,为我国收回租借地提供法理依据,是中国外交国际化的一个突破。总之,在中外交涉中翻译与国家力量、国家利益具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借助翻译改写、甚至操纵不平等条约的译文,从而扩大在华利益,加剧了中外不平等。从翻译史角度来研究《广州湾租借地条约》的翻译,为广州湾历史研究、晚清不平等条约翻译和中法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