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寻求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与现代西方理性话语困境对话语多元性需求的背景下,“中学西传”的话语特征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以被视为学术型标准译本的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本为“中学西传”中的“西儒经注”典型“深度翻译”个案,结合传统经学研究和话语研究方法,视理译脚注为《诗经》跨文化注疏,将其与中国传统经学注疏做比较分析,以求挖掘理雅各对中国经典进行跨文化经义重构的话语特征,思考其对当下经学研究及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启发。文本分析发现理雅各《诗经》跨文化注疏在方法上重视对中国历代注疏文献的文本辨读,与中国注疏深度互文,其跨文化注疏话语突出以下三个特征：(一)、经义之“神”与体裁之“形”兼备。理氏注疏与中国经学注疏体裁高度相仿,逐字训解,随文释义,呈现中国历代注疏所建构的经义,注重展现历代注疏针对同一经典文本的意义诠释多声部赋格,传递中国传统经注的意义开放性特征。(二)、“述而不作”与“述而又作”并举。理氏以“剪裁+组合”的策略大量引述中国注疏,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经学中的《诗经》经义及其话语建构范式。这种“剪裁+组合”的“呈现”策略颇似“以经注经”、“疏不破注”的中国传统经学方法,体现出理氏“述而不作”的跨文化诠释话语策略。但理氏也给出大量编者“案”语旁白,用以梳理不同注疏文献的相关意义诠释之间的发展与联系、解释经典意义诠释的历史脉络、比较不同注疏的诠释差异、做出意义选择、比较并评价《诗经》所体现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体现出理氏“述而又作”的跨文化诠释话语策略。(三)、“经学注疏”与“西方语码”切换。理氏《诗经》跨文化注疏不期而然地带入现代西方现代学科话语特征,导致经义疏略,带来《诗》义传播的话语紧张,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氏名物注释虽大量引用《诗经》名物考,但以物种确认为根本目标,体现出“物种求证”的现代科学话语特征。其二,理氏“以史证《诗》”策略以历史真实性考证为主要目标。理氏注疏中的中国经学话语手段体现出理氏以“经注”定位其中国经典跨文化重构,重视传达历代注疏围绕经典原文所建构的国家治理、道德、礼义等层次丰富的《诗经》经义,入乎其里,导西人游于中国文化之源流,显示出其“西儒经学家”的身份特点。其中国经典跨文化注疏旨在为在华传教工作及其所处时代的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及其基础,故其《诗经》注疏有强烈的历史观照。但理氏名物注释中的科学话语策略对中国历代注疏所建构的名物经义重视不足,影响了在《诗经》经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名物经义的跨文化诠释；而其史实求证的历史话语策略则有别于中国传统经学“微言大义”的“以史证《诗》”经义建构话语策略,影响了《诗经》及其历代注疏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史学观的跨文化诠释。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深入思考在经学传统被隔断百年后的今天、在西方话语支配下的现代语境里,中国经学传统如何方能得以复活并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焕发其深远意义。论文也就如何通过现代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经典进行了路向思考,建议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中国传统经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合作的“文本辨读”学术型释译,对文化差异处理采取兼收并蓄、以“参彼己”的态度与策略,并重视“以古为新”、以经义观照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