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正音谱》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完善的戏曲理论专著，在文学价值与史料著录方面有着有着极高的文化贡献。虽然《太和正音谱》是以元曲总结而称名于世，但也不能否认朱权在这部著作中也有着独具匠心的创意。这种创意主要表现在“曲品”的创设与“曲史”意识的形成。当然，在戏曲理论草创时期的《太和正音谱》不可能尽善尽美，是存在着一定局限性的。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详细地分析阐释：第一部分从整体上概括了朱权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简述了其曲学创作的政治背景。他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亲王之尊的身份使他的戏曲研究成为当世的无冕之王；不同凡响的身份，使朱权曲学观念在朱宸濠的“宁王之乱”后，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沉寂。本章拟从为数不算众多且毁誉参半的研究资料中，挖掘出对朱权曲学贡献最为客观的评价。第二部分着重于朱权曲学代表作《太和正音谱》的概述。这样一部天才之作的横空问世，填补了戏曲理论系统研究的空白，是戏曲研究及曲学体系构建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朱权之前，并非没有曲学评论的专著，只是前人的作品大多着眼于戏曲研究的某一方面，零散杂乱，难成体系。而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全文共分八章，涉及曲作、曲家、曲品、曲律等戏曲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章节之一，是就《太和正音谱》的文学价值而阐发，主要着重于《太和正音谱》的理论创新及其指导意义。在戏曲赏析的过程中，朱权创造性的引用了诗学概念“体”与“格”、“势”。在“乐府十五体”与“群英乐府格势”两章中，从曲体分类与曲家风格入手，将传统诗歌的批评方式移植到戏曲批评中，成为中国古代“以诗论曲”的鼻祖，开创了中国古代大规模地“曲品”方式。第四部分则主要侧重于《太和正音谱》的史料价值。元代是戏曲创作的黄金时期，但由于戏曲社会地位的低下，导致曲作、曲家记录的大量失传，对于后世戏曲研究造成极大困扰。①因而构建元曲学系统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元曲资料的著录整理，“继往圣之绝学”成为了朱权的终身使命。在与同样以史料著录称名于世的《录鬼簿》（孟本、曹本两个版本）的对比分析中，笔者从戏曲学家的查漏补缺、戏剧资料的引用订正和曲唱方面的珍贵记载三个方面总结出《太和正音谱》远超《录鬼簿》的史料价值，显现出朱权浓重“曲史”意识。第五章则以《太和正音谱》曲学观念的局限性为切入点，客观地对其在理论细节和思想倾向上存在的不足予以批驳。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出于草创时期的戏曲评论同样不可能尽善尽美。《太和正音谱》的美中不足之处便是存在行文粗疏不够严谨、前人著作随意粗糙的引用和思想倾向上的贵族化等问题。当然，以公正、客观、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便不会一笔抹杀《太和正音谱》在曲学史上的的贡献与价值。第六章总体概括《太和正音谱》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在“曲品”与“曲史”等方面的卓越价值；再次客观地指出了著作中存在的局限，理性地给予《太和正音谱》应有的文学史地位。笔者希望可以将这部长期受到忽视的曲学著作还原其真实的历史面目，呈现于世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