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文革”时期的电影一直是学者们较少涉足的领域,且一直存在着厚此薄彼的倾向,认为“文革”时期的电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而无多少学术价值,此种先验的认知在笔者看来依然是承续了“文革”中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大量的研究盲区乃至误区依然存在,比如缺少“文革”电影史领域源流及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文革”时期电影的忽视,势必会让我们对中国电影史的全面理解造成影响。“文革”爆发后,中国电影创作基本陷入了停滞状态,在第一部样板戏电影出现之前,各大制片厂没有生产过一部故事片,对于故事片的创作来说可谓是“无影之年”。然而,这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电影制作和传播,这期间尚有以《新闻简报》为代表的新闻纪录片的发行,以及非正常渠道的电影传播。对“毒草”电影的批判是电影的非正常传播的重要体现,凸显出在“无影之年”独特的传播价值。学界对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较少进行深入研究,从某种程度看,这段历史处于空白状态。因而,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正是电影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毒草”电影虽主要出现于“文革”时期,但其并不肇始于“文革”,而是显影在新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阶段。“文革”前对“毒草”电影的批判基本构筑了“无影之年”的传播样态。“无影之年”中,每年的放映影片数量及范围都有所不同。据笔者统计,放映数量之多、放映范围之广的年份当属1967年,共在18个省份放映了20部“毒草”电影。因而,我们可以通过1967年这样一个点,以点状辐射的方式来透视整体面貌,进而理解“毒草”电影的传播机制。“毒草”电影怎样传播是笔者最为关心的话题,通过大量史料的梳理与总结,笔者厘清了1967年“毒草”电影的传播方式与过程,并归纳出多种有趣的“批判”方式。对于上层而言,“毒草”电影被视为“革命”电影的反面样板,对其进行抨击是为了确立样板戏电影身份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抛却政治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争鸣的性质,只不过这种争鸣过于极端化。然而,当观众进入影像世界时,却并不是抱着“批判”的目的去看,实为欣赏电影。个体化的感官机制呈现出了巨大欲望背后的全部复杂性。历数“毒草”电影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会发现“香花”与“毒草”呈现出了某种流动性,对它们的认知与界定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息息相关,脱离历史语境讨论“毒草”电影是不严谨的。“毒草”电影应该被当作一种知识体系和历史修辞来理解,它衍生自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经验,有着一系列的指涉和意义。“无影之年”的“毒草”电影传播展现了当代中国电影的方方面面,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找到了某些合适的表达形式,使其能够穿越各种严格的界限:政治与民间、文字与视觉、世俗与高雅、批判与想象,最后还有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边境线。我们可以通过“毒草”电影对那个年代的电影传播管窥一二,还原出一个充满人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