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发展史证明,世界各国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城市化进程与犯罪率同步增长的“怪圈”,我国也概莫能外。城镇化建设成为21世纪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难题。2011年中国内地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中国城镇化将面临新的挑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系列措施。然而中国城镇化相较于国外,经历时间短,发展速度快,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不可避免,而城镇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成为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本论文研究关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率上升现象,在将“城镇化”和“犯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并对相关犯罪学理论加以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1983年以来我国犯罪的总体变化趋势,对城镇化环境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六大类主要犯罪特点进行全面剖析,并对城镇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因素三大类变量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客观的检验。具体而言,本论文共分为六章三大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对本论文中涉及的基础性概念“城镇化”和“犯罪”进行必要的界定,并对所依据的犯罪学理论进行梳理,以此做为研究的基点。城镇化与城市化具有同质性,二者只有规模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城镇化起源于工业革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城镇化的原动力,城镇化必然会导致人口的规模化迁移。理论上讲,城镇化程度应取决于工业化的水平,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构成了现代化。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小城市”到“适当控制大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最后到“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在不同学科领域,“犯罪”概念有所差异。本文研究的是传统刑法领域的犯罪现象,更多地关注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传统刑事犯罪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同时对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食品犯罪和环境类犯罪以及在历次刑法修正案中出现的新的自然犯类型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二章和第三章共同组成本文的第二大部分。该部分从城镇化视角,以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83-2012年全国犯罪数据和2000-2013年重庆市犯罪嫌疑人数据为基础,对我国犯罪的历史变化趋势、主要犯罪类型的变化特点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以期将城镇化大背景下犯罪的变化趋势和当前主要犯罪的特点客观直接地呈现出来。第二章是以历史的视角审视1983年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我国犯罪发案率的整体变化趋势。整体而言,随着城镇化发展,我国犯罪总数呈上升态势,但走向并不规则。两次全国性“严打”对犯罪率影响巨大,而两次“严打”开展的起因均与城镇化有直接关系。数据表明,“严打”不会降低犯罪率,只会制造更多的罪犯。刑事政策的变化也会对犯罪率趋势产生影响,而刑法修订是最典型的刑事政策变化,因此,分析探讨历次刑法修正对犯罪率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总体上讲,刑法修正对犯罪率产生的影响不大,但《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尤其是醉驾入刑,对犯罪率走向起到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第三章是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六种主要犯罪进行系统剖析和比较研究。这六种犯罪要么数量多,要么社会负面影响巨大,而且它们之和占所有犯罪的80%以上,其内涵与外延古今中外均相差不大,是通用的衡量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变得更加有序,故意杀人和强奸犯罪因机会的减少而有所降低,但由于人口的大规模集中使人们产生矛盾的机会大大增加,故意伤害案件大幅增加。而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侵财类犯罪的机会增加:盗窃做为最常见的犯罪类型,其发案数大幅提高;网络的普及降低了诈骗的成本和难度,此类犯罪上升趋势明显;虽然机会增加,但在视频监控等犯罪预防手段作用下,抢劫犯罪不升反降。第四章至第六章是对城镇化诸指标与不同犯罪类型的相关性进行的具体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国范围的城镇化诸变量和犯罪具体数据的获取极为困难,且对全国范围的干扰项无从把控,因此会导致数据缺失和细节疏忽,从而使分析误差加大,成果价值大大降低乃至丧失。鉴于此,笔者退而求其次,在这一部分采用重庆市直辖以来历史数据,确保研究成果的信度。同时,以省级数据为基础展开的分析,其效度也是可以接受的。该部分以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公安年鉴数据为基础,从城镇化率、经济发展和人口因素三个维度探讨城镇化与犯罪的相关性。由于中国城镇化率主要以常住人口为标准,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因此它只是考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之一。而经济发展、人口因素与城镇化紧密相关,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更加客观和全面。第四章以重庆市城镇化率、城镇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容纳能力为衡量指标,分析城镇化率与犯罪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杀人犯罪发案率呈强负相关关系,而与盗窃和诈骗发案率则呈强正相关关系;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与杀人犯罪发案率呈负相关,而与盗窃和诈骗犯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镇容纳能力与杀人和抢劫犯罪的发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与盗窃案和诈骗案存呈强正相关关系;而强奸犯罪与上述指标均无显著相关。第五章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因素与犯罪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重庆市各功能区经济差距与犯罪率均不相关;但微观上,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与杀人犯罪发生率呈强负相关关系,与盗窃和诈骗犯罪发生率呈强正相关关系;重庆市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差与盗窃发生率呈中度负相关关系,与诈骗发生率呈强负相关关系。研究还发现:重庆市贫困与犯罪的关系密切,即除强奸罪外,其他五种犯罪类型发案率均与贫困发生率存在密切的相关性。然而,对于失业来说,除抢劫外,重庆市失业率变化与其他四类犯罪率的相关性关系均不显著。第六章系统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因素与犯罪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分布变化与杀人案、盗窃案和诈骗案的发生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动态上,除强奸罪外,无论是人口流入还是人口流出,均与其他四种犯罪类型每万人犯罪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静态上,人口口密度与每万人杀人案犯罪发生率、每万人盗窃案犯罪发生率和每万人诈骗案犯罪发生率呈显著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