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起的30余年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法院的审判制度获得了长足发展。作为法院审判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起伏。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30余年的变迁理路探析及相关问题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它,从而对其今后的发展和完善有更加明确的思路。本文将分别关涉法院调解制度的内在机理和外在实践：内在机理上通过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司法数据变化,揭示其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等。更进一步,结合现代法治理念,论证法院调解制度符合法治的要求,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外在实践上则通过笔者2010年3月驻某基层法庭所经历的一起典型调解案例,来透视法院调解在实践中运作的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检视,可以发现当前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可以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在司法数据上,通过1980-2010年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结案总量、调解结案量和调解结案比例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30余年基本可以分为3个阶段：1980-1989年,1990-2003年和2004年以来。在这期间,法院调解的基本准则从“着重调解”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到“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政策变化导致,但是同时也渗透着司法理念、社会经济条件当事人和法官态度等的转变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这些因素的作用力大小各不相同,导致的结果也就大相径庭。在基本理论上,法院调解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备受批评却未曾消亡,必然有其内在的法理基础、价值诉求和正当性原理。法院调解通过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承认当事人主体地位和实现当事人自由表达的愿望来保障程序公正,通过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来促进纠纷解决,通过常识、常理和常情运用并结合具体个案的处理来生成社会规范。不同于传统调解,法院调解的价值在于自由、效率,并由此决定了其正当性原理：体现当事人的自愿、保证纠纷解决的合法、追求纠纷解决的便捷和实现纠纷解决的保密。在具体实践上,对于法院调解实际运作中的样态,一起基层法庭的案例具有典型的意义。通过对案件全过程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到法官调解运用多种技艺,主要有六点：拉家常以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着重从情理角度进行说服,使用法律进行威慑,与易沟通人达成一致,借助其他力量和集体决策。案例中也暴露了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法官的审判员与调解员身份重合,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程序的权利被侵害,法院调解书效力不足和法官调解率设定指标过高四个方面,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法院调解制度的正常运转。在制度完善上,为了让法院调解制度进一步发挥作用,可以分别从制度设计和制度的参与者两方面来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在制度设计方面,可以将当前法院调解的“调判合一”模式进行多元化,在基层人民法庭、基层人民法院和中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实行不同的方式；法院调解的原则中,应当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明确合法原则的内涵并且增加保密原则；法院调解书的效力也亟需明确。在制度的参与者方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民事程序选择权,改变法官的绩效考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