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渊源已久。媒体外交(MediaDiplomacy)是形成于上世纪初叶，兴盛于1990年代的一种区别于传统外交理念以及形式的外交学新概念。媒介外交同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一起组成了现代大外交。媒介外交作为一种手段、策略，服务于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整体外交战略。媒介外交已经成为一把“利刃”，在很大程度上能调节国家间的冷热亲疏关系。年鉴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同样具备外交功能。　　 “年鉴”作为一种文字载体，中国自古有之。但是，现代年鉴是西方的产物。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提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自此，中国掀起了“年鉴热”，年鉴工作也得到了很多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肯定。江泽民同志曾说：“年鉴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是很有价值的。”朱镕基同志也讲过：“年鉴可以温故知新知往鉴来。”目前，中国的年鉴约有3000余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年鉴以其独特的记录方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它作为“记录者”，见证着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历程；它作为“资源库”，为中国的政策研究、科研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信息来源；它作为“传承者”，以年度性、连续性、全面性、综合性、准确性为特征，成为最具史料价值的传播工具。一直以来，年鉴以其考究的装帧、权威的形象成为各种外事交流活动中非常受欢迎的馈赠礼品。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年鉴的作用已经不局限于仅仅记录国内历史，它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窗口”，有力地展示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傲人成就，坚定地预示了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为中国树立和巩固“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创新性的作出了年鉴能够发挥媒介外交作用的结论。　　 然而，在科技化、国际化发展迅速的今天，中国年鉴的优势并未完全显现，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如何克服年鉴固有的局限性，调整发展思路借鉴国外经验；如何借助现代传播的科技手段，增强中国年鉴的国际影响力，将年鉴的媒介外交作用推上世界舞台，是本文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年鉴从业者和关注年鉴未来发展的人士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