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发展为民众进行社会公共事务讨论提供快速、即时、便捷、相对自由的空间，社会舆情表达也更为多样，甚至由网络下沉至社会现实。民间舆论场的不断壮大冲击着旧有的话语格局，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一方面，网络舆情的群体化与非理性化现象不容忽视。为加强网络治理，进行舆论引导及宣传，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因势而起。传媒在加强自身舆论引导职能的同时，利用舆情业务应对互联网技术下新媒体的冲击浪潮，成为其转型的方向之一与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政府基于维稳与舆论引导的需要，对舆情的需求由原先的内参形式转为结合大数据统计、云技术的海量舆情分析形式。政府通过对“舆情”产品的采购实现对“社情民意”的了解，进行舆情治理与形象公关。
　　两大舆论场的互相作用，传统媒体转型与政府治理需求的提升，无不促使舆情内涵由原先的公共领域信息资源逐渐向市场产业链条上的生产产品转变。与之伴随的是“舆情”的公共性弱化，经济性突出。“舆情”渐趋商品化，蕴含着市场交换与工资劳动的商品原则，尤其体现在“舆情”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量产化以及围绕“舆情”展开的多元化经营策略。那么在社会历史矩阵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信息资源^舆情，是如何一步一步迈向商品化的？其具体的生产过程及背后深层次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舆情”商品化又有哪些重要影响？
　　“舆情”商品化过程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信息商品化理论的现实体现。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信息商品化为理论落脚点，通过参与观察、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地方传媒报业集团典型代表—深圳报业集团旗下的深圳舆情研究中心为观察对象，同时结合人民网、新华社等媒体机构的舆情实践，政府的舆情应对机制与监测采购服务，综合运用参与观察笔记、访谈材料、数据搜集等资料，探宄舆情业务在媒体中的生产及运营模式，分析“舆情”商品化现象。
　　研究遵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从舆情的溯源出发，分析历史时间横轴上的舆情发展，接着以去媒体中心论的角度考察社会空间纵轴上的舆情生产及生产关系，二者构成“舆情”商品化的图绘，最后在图绘的基础上对“舆情”商品化进行衡量与评估，即分析“舆情”商品化带来的影响。
　　本文发现，一方面，传统媒体内部的舆情业务在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形成各自的生产标准与常规量产流程，同时传媒通过开展专业化的舆情培训、培养舆情分析人员队伍、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等方式发展舆情业务，为实现转型提供重要的利润增长点。由此可见，舆情已成为凝聚着标准化、专业化与量产化劳动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舆情”买方市场的政府对“舆情”产品要求也不断提升，对舆情监测系统维持稳定的购入与补助，甚至将舆情回应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作为信息产品的舆情走入产业市场中，更是媒体转型与政府需求生产关系下的交易性商品。综上，“舆情”的内涵不断外延与扩展，由原先强调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性向市场交易商品的经济性演变，成为特定社会关系下的产物。
　　同时，“舆情”作为一种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及影响：“舆情”生产中过于强调客户需求与商业盈利原则消解了其专业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真实性让位于虚假性；舆情研究与“舆情”生产的理解上的差异不利于政府舆情治理的开展;舆情业务的强内部性与公开新闻业的新闻生产公共性存在矛盾；舆情处置存在不当删帖、水军评论、屏蔽等干预真实舆情的现象等。“舆情”产品的可操作性与内部交易属性反而造成“舆情”市场成为脱离民众现实舆情的“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