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是民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因其关乎个人自治，受到各国立法的重视，法律中都有对错误制度的详细规定。大陆法系中的错误制度是民法意思表示瑕疵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德国民法将错误区分为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前者指表意人的内心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后者是表意人形成意思之前的动机发生错误。表意人能够以表示错误为由撤销意思表示，但原则上动机错误不对意思表示的效力产生影响。其价值评判基础是保护个人意思自由，个人不能（也不需要）为根本不存在的效果意思负责。此为错误制度二元论立法模式典范。日本民法虽采用了萨维尼的二元错误理论，但在后来的适用中，对二元论进行了批判，发展出一元论错误理论。该立法模式主张不区分表示与动机错误，不再将动机错误作单独特别规定，而是一体化地把握错误构成，构建统一的构成要件。只要符合构成要件的，则成立错误，表意人可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由撤销法律行为。　　英美法系中的错误制度，源于普通法体系。在英美法系理论中，错误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其被分为双方错误与单方错误，其中前者原则上不能得到救济。2011年美国法学会公布了《返还法重述（三）》，其中“错误”作为一个主题类型，受到《返还法》的约束。返还责任分为无效果之交易、未经请求的干预、合同与返还、基于侵权与返还和通过第三人的利益授予五种。其中，无效果之交易（Transfers Subject To Avoidance）意指非自愿型的交易。即因为原告意志受损或受限制，导致交易失败。基于此，原告可请求对方返还已授予的利益。其中包括错误授利、同意或授权有瑕疵授利和法律强制授利行为三种。错误授利行为是因错误而加利于他人，具体包含错误支付、错误履行他人债务、为解除留置权之错误付款、错误改良他人财产、错误赠与以及错误表示等类型。　　我国民法主要继受德国法的理论，但立法中却没有关于错误的明确规定。2017年3月1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中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由此可见，我们立法中仍然使用的是“重大误解”这一概念。部分学者认为应当维持该概念的使用。但从比较法视野考察，我国的重大误解起不到其他国家错误制度的同等作用，有必要重新建构属于我国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错误支付在民法上属于非债清偿，也是不当得利法上的一个类型。但传统民法基于个人本位理念，对支付人与受领人平等对待，不区分两者的不同。本文基于民法社会化理念的转变，对法律关系主体进行实质性分析。在伦理分析的基础之上，采用法经济学方法，以成本——收益为分析框架，对返还规则进行更细致和有效率的配置。　　第一部分“基本理论分析”，本章介绍两大法系中对错误的法律定义与错误的分类，并对世界各国错误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对于错误的立法规制，建议采一元论模式，对错误规定统一构成要件,即意思表示发生错误时，如果表意人不发生错误则不会做出同一意思表示，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撤销：（1）对方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错误的存在的；（2）就双方订立合同前提的同一事项，双方当事人都陷入错误的；（3）对方当事人引起了该错误的。　　第二部分“错误支付的法律后果”，本章首先明确错误支付的含义与法律规定，并将错误支付的类型和构成要件进行简要介绍。根据第一部分的结论，对于“错误支付”中“错误”的判断，应遵循以下规则：支付者支付时对事实或法律存在错误的，只要（1）错误属于实质性错误，以至于一个理性的人处在与支付人的相同情况之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进行支付，或根本不会产生支付行为；（2）受领人造成此错误的发生，或者受领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该错误但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使支付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之中，或者受领人与支付人产生相同的错误；满足上述两种情形的则构成错误支付。但是，在下列情形下支付人不能主张错误支付，要求撤销支付行为：（1）支付人由于重大疏忽而产生错误；（2）该错误的风险由该支付人承担或在当时的情况下应由该支付人承担。然后确定错误支付救济的基本立场，分析错误返还的哲学基础。即返还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促进个人意志的完善：第一，返还可以恢复行为人的意志控制。第二，返还可以延伸行为者的行动自由。第三，返还可以确保人类的自我完整。再对返还责任进行经济学分析。关于设置错误返还责任的规则，需要重点考察两个控制变量：（1）由纠正错误而带来的损害；（2）当事人规避错误的能力。法哲学分析要求法律将预防损害的负担需要在当事人亦或风险受益人之间分担。关于如何分配的问题，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引。以效率为标准，预防性负担应该以最小化错误社会成本的方式进行操作。根据传统事故法的经济分析路径，错误的相关成本分为两项：即避免错误的成本和判定谁是最佳错误承担者的司法成本。最后将个人与金融机构组织进行比较，发现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错误支付与双方均是个人的支付情形相比，存在明显差异。首先，支付错误案例的数量在涉及金融机构的场景中相对较高，所以判定错误的司法成本在该类型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个人与组织体在规避错误的能力上存在体系上的非均称性，且个人的保险与自我保险能力，与机构组织相比也严重不足。以上两点将影响错误的直接成本。再就行为预防而论，在涉及系统性的监督措施和制度化的预防流程时，通常只有作为组织体的金融机构才有能力完成。最后，大多数由个人向组织机构错误支付案例，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其接受的数额相对于交易总额而言，都是较小甚至微乎其微的。因此，与个人接受利益后地位改变抗辩相比，金融机构受损信赖的认定标准将更高或难以成立地位变化抗辩，最终影响到责任承担的范围。因此，个人之间和涉及金融机构场景下的错误支付返还责任应有所不同。　　第三部分“我国错误支付返还责任的建构”，本章从我国现有错误支付法律规定入手，分析规则制度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在金融机构向个人错误支付的案例中，最优风险分配方式是有上限的单方责任规则——一个固定且有限的返还责任，即个人承担部分返还，金融机构对剩余部分承担责任；而在大多数个人对金融机构错误支付的案例中，应该适用一个没有限制且不受制于地位改变抗辩的返还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