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诞生于戊戌变法的思想喧嚣间。它所面对的时代核心议题是变法自强。它的主要对手是旧者的不知通和新者的不知本。张之洞作为保教之“儒臣”、洋务运动后期的领军人物、“中体西用”论的实践者,一方面反对守旧者无视西学不知变通的顽固思想,一方面反对康、梁动摇儒学道统的过激主张。他同时向这两种不合时宜的思想阵营开战,写下《劝学篇》,捍卫儒学道统,提倡有节制的社会变革。　　 《劝学篇》发表后,在思想界和政界的影响甚大,甚至远播欧美。原因在于:1、“中体西用”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2、《劝学篇》赋予“中体”与“西用”时代可接受的新内涵。他压缩“中体”,仅留下对儒学道统的捍卫,扩大“西用”,使之由西艺拓展至西政。同时对当时社会的敏感话题——西方议院持“讳莫如深”的态度,使《劝学篇》得以在学界和政界左右逢源；3、晚清践履“中体西用”的变革理念,造成士人阶层身心与世事的严重分裂。张之洞为深受其扰的士子们指出了一条超脱困境的新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写作《劝学篇》,倡导“中体西用”,以此将他的新的思想路径,集中而系统地阐述出来。　　 然而,张之洞写作《劝学篇》,其立意绝不是仅仅要阐扬“中体西用”思想,更紧迫的是由此为晚清提供一个变法自强的方案。方案以儒学道统为本体,而后清理思想异端,整肃因为康梁所倡泊自异域的平等、民权学说引起的思想混乱,消除满汉矛盾,达致全民忠君爱国的政治效应。以此为前提,以自强为宗旨,以求智、求富、求强、求和为核心内容,以文教、经济、军事、外交为变革载体,张之洞提出了一整套变革模式。这一模式的政治指向是君主开明专制,而不是君主立宪制,更不是过激的民主共和制。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几经波折坎坷,然而《劝学篇》所含蕴的威权思想要素始终或隐或现,徘徊不散。因为就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情民俗来讲,只有适合的才是有效的,才可能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对于一种政治制度的异国移植,契合性要远远地比制度本身的“优良”更为根本。　　 “中体西用"是晚清七十年变革历程的指导思想,它与晚清王朝的命运必然有着某种因果的联系。“中体”与“西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关系,不是逻辑上的概念关系,逻辑不可以宰制历史,即便二者在逻辑上不自洽,也并不能必然导致清廷覆亡。恰恰相反,笔者以为,正是因为清王朝一步步偏离“中体西用”的自强方案,最终才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劝学篇》也随之退出历史的前台。隐藏在《劝学篇》历史命运背后的,是戊戌维新期间洋务派的缺位与维新派的越位,而这造成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