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韩国的邻邦,两国自古就在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一零年日本吞并韩国后,数万韩人开始向海外移住,寻求新的生存发展及开展独立运动的空间。这一时期,数万韩人移住到中国的东北及关内地区,如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并逐渐形成了韩人社会。其中,天津地区韩人社会是本论文所要研究讨论的对象。天津的韩人社会,是以一九一九年三一运动为契机,由逐渐移住天津的韩人所形成的。其初期是以法租界为中心,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后,随着普通韩人的大量移住,逐渐转移到日本租界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前,天津韩人社会人员构成,大部分是独立运动家,此后则以经营小规模商店一般韩人为主。但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后,在韩国经济情况恶化、日本蓄意助长及韩人自身对经济利益的追逐的影响下,从事贩毒、走私等的韩人数量激增。关于天津韩人在独立运动方面的情况的探讨,是以不变团的成立为开始。不变团在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与韩国国内及中国东北地区的韩人独立势力一起开展第二次万岁示威运动及其他宣传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学生会、韩民会、天津侨民团等独立团体,领导了天津地区的独立运动。天津地区的这些独立运动大多是在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下有组织的展开,因此具有归属临时政府的性质。天津地区独立运动势力在一九二九年中国关内地区推动的唯一党运动实际中断的情况下进行组织朝鲜大独立党筹备会活动,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起推动了大党的结成。朝鲜大独立党筹备会利用天津地区的独立运动势力及天津地理环境特点,将临时政府和东北地区的韩人势力结合起来,以韩国国内的光州学生运动为契机,再一次为建立唯一党进行积极的准备,尽管唯一党的建立最终依然以失败告终。同时天津地区韩人独立运动家在进行独立运动期间,得到了张伯苓等中国有志人士在多方面的帮助。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加速了对天津的侵略步伐,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后,日本占领天津。因此,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下,天津地区的韩人独立运动势力加入了中国的秘密情报机关,与天津地区的中国秘密要员一起进行情报搜集等工作。但是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后,天津地区韩人社会的性质还是出现了变化,原先由韩人独立运动势力主导的天津地区韩人社会开始产生亲日化的倾向。究其原因,首先,日本以“内鲜共学”的名义,进行殖民地教育,这导致天津韩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其次,亲日政权的建立,使独立运动势力不能公开地进行活动。当时,以日本势力为依靠,以实现内鲜一体为目标的亲日团体朝鲜人民会主导天津韩人社会。因此直至中日战争结束之前,至少在表面上,天津地区的韩人社会,正如日本舆论界所宣传的那样,呈现出附日、亲日的倾向。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后,尽管中国政府为遣返回国的韩人,制订了许多优待政策,但在实际遣返过程中,韩人受到了虐待或是没收财产的待遇。这正是因为日本在侵略过程中,利用韩人进行贩毒、走私,或直接以韩人充当战争兵源,使中韩两国人民之间产生间隙,同时也由于中国人忽视日本殖民统治下韩人的感情,屡屡发生虐待韩人、犯罪等事件,最终只有很少的韩人选择留在天津,并且与战前的韩人社会断绝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