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亲社会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为主题,通过设计相关实验并运用相关实验数据分析,围绕三种经典博弈实验中的亲社会行为依次展开,对人类社会常见而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且超越经济人自利假设的公平行为、信任行为和合作行为进行了社会偏好检验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问题：最后通牒实验中响应者拒绝提议者一个正的分配方案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信任博弈实验中委托人的信任投资行为以及代理人的可信任回报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合作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同时我们运用社会偏好的检验方法,对信任水平的两种测度方法进行了对比,并对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作了一个经验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最后通牒实验中响应者拒绝一个正的分配方案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问题。通过设计一组最后通牒实验我们考察了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和基于结果的差异厌恶偏好对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并分别从浙江和北京两地获取了相关实验数据。通过一个简化的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可供选择分配方案向响应者发送的动机是否公平的信号,我们发现响应者对于不同可供选择分配方案下的同一个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显著不同,这说明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确实在人的行为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我们通过一组修正型的最后通牒实验从结果公平的角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分别在保证博弈实验中38%和免惩罚博弈中89%的响应者拒绝行为不能被差异厌恶偏好理论进行解释。其结果在于说明分配动机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暗含的政策含义即分配过程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为重要。其次本文设计了一个“三合一”的信任博弈实验来考察信任博弈实验中委托人的信任投资行为以及代理人的可信任回报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问题,通过分析我们的实验数据发现,虽然可信任的回报行为确实受到纯粹利他偏好和互惠偏好的双重影响,但是信任博弈中的信任投资行为只与互惠偏好显著相关,即不受利他偏好的显著影响。该结论的意义在于表明用信任博弈委托人的投资额作为信任水平的测度是合适的。此外,我们对可信任回报行为的偏好分解在更大的样本范围内进一步支持了关于中国人的可信任结构具备建立在利他偏好基础上的特殊信任特征的结论。第三,通过分析差异厌恶偏好和互惠偏好的区别及其在公共品实验中的具体表现并运用四组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详细探讨了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合作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问题。我们发现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行为受到差异厌恶偏好的显著影响,而利他偏好理论和互惠偏好理论均没有得到四组实验数据的支持,该结论说明公共品博弈实验与信任博弈实验中投资行为的动机分析呈现社会偏好的异质性,即前者受差异厌恶的显著影响,而后者受互惠偏好的显著影响。最后作为社会偏好检验的一个应用,本文运用一组实验数据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了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用信任博弈实验和GSS调查问卷两种方法测度了行为个体的信任水平,并以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额作为其合作水平的度量,结果发现,信任水平的两种测度方法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即无论是否控制利他偏好,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额均可以被GSS信任指数解释；同时我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实验方法测度的信任和合作两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并在控制个体差异和利他偏好及风险偏好等条件下,我们发现个体的合作水平与其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其通过问卷测度的信任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信任能够促进合作假说的成立依赖于信任水平的具体测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