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带有冲突性的集体事件频频出现在社会生活当中，其目标、方式、过程日趋复杂和多样化，且显示了与西方社会集体行为的差异。因此，对中国集体行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在对西方集体行为研究中的概念体系和目前国内研究中的概念群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用“社会抗议”来指称那些公开表达对特定对象的反对意见或公共法规外的要求的集体行为，并力图结合实证资料和调查数据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解读和解释。　　作者首先对发生在2005年上半年的涉日抗议进行全过程剖析，并将其与国内其他大规模抗议事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析出了影响中国社会抗议动员、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和机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在微观层面，民众对于行动合法性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是否参与抗议行动的选择。民众越是认为抗议行动具有道德正义性与政治合法性，越容易参与到行动中去;　　在中观层面，新型传媒、人际关系网络、空间环境对于社会抗议的动员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的发展，不仅使抗议信息得以大范围传播，而且以网络社区作为载体，发挥了一定的组织动员作用。同时，中国一些特殊的社会安排，使学生等具有很强同质性的人群得以聚集并高频率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抗议的参与和再动员。进一步说，新型传媒、人际关系网络、空间环境三者的作用是交互的，形成了抗议行动复杂的动员结构。　　在宏观层面，当前社会抗议中几乎没有出现反对或者挑战国家政权的话语，相反，抗议者往往将主流政治话语作为“武器”，以进一步强化其行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同时，中国社会抗议贯穿了喊口号、唱国歌等包含着强烈情感、富有感染力的抗议方式，甚至偶尔出现一些情绪失控的过激行为。诉求越是偏向价值型的，抗议过程越是充满了情感;而即使是利益型的抗议行动中，也常常衍生出价值诉求。而且，随着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的发展，社会抗议行动的渠道和方式得以扩展，不受时空限制、匿名性高、成本较低的网络抗议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社会生活当中。　　进一步说，上述多个层面的因素与机制都可以纳入到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即社会抗议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社会关系及其变迁紧密联系。国家·社会关系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上的联系。作者在这三个维度里，深入讨论了国家行为、新型传媒以及中国文化如何形塑了中国社会抗议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国家在九十年代以来保持了政治的基本稳定，并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权威主义体制:（一）不断加强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建设，并有意识的将自身塑造为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二）广泛的将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吸纳到政治体制中，也不断给予普通大众关怀，以化解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参与压力;（三）对公共领域进行精细化控制，例如对社会团体进行分类控制，对传媒实行多元化手段管治等。　　这些国家政治的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社会抗议的动员:（一）正是国家政权合法性建设得到民众的认同，使得中央政府的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抗议的产生和发展;（二）国家对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吸纳，决定了当前社会抗议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大型意识形态话语和充分的可调动的资源;（三）国家对公共领域的控制，使社会抗议呈现出弱组织性;（四）普通大众感受的国家关怀与实际所获利益的反差，使民众往往将问题归结为基层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执行不力和腐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众将抗议的矛盾指向基层政府，而中央的政策文件和精神，正是他们需要借用的“武器”;（五）国家对社会精英的吸纳，对公共领域的精细化管控，都使得社会抗议行动成为中国社会难得一见的“景观”，一旦出现，往往引来众人围观、尾随，这就为社会抗议的再动员提供了基础。　　不仅如此，国家政治及其发展也影响了社会抗议的产生和发展。政府处理社会抗议事件呈现出了非制度化的“特事特办”形态，这有利于对事情的性质和轻重缓急做出全面的判断，但造就了基层政府面对社会抗议事件往往主要采用“参与观察十逐层上报”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在新型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抗议话语和信息可以在很短时间被大量民众获知，这就给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国家权力的运作出现了世俗化和常规化的趋势，更多地是将抗议纳入民间自发的价值表达或者利益争取的范畴，而并没有将其视为对政权的挑战，于是，以政府为载体的权力体系成为可以碰触、可以博弈的，大大增强了社会抗议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九十年代以来新型传媒逐渐走进大众生活，与传统传媒一样，其受到了国家多个层面的管控。尽管如此，新型传媒在新传媒技术与网络媒体的支撑下，对社会抗议发挥着三个方面的影响:（一）互联网等新型传媒造就了新的抗议形态——网络抗议。网络抗议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常常引发争议，周期通常也较短，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重要的“社会晴雨表”和“社会安全阀”，也可能引发现实社会的抗议行动。迸一步说，网络抗议的议题越是偏向价值型，争议和回应越少，激进意见越容易占据主流，而网络抗议也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二）互联网对于社会抗议的动员而言，更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型传媒的大众性、匿名性、即时性、扩散性使抗议话语和信息传播更为容易、安全、迅速，并可能争取到广泛的同情、认同或支持;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的属性也决定了网络舆论往往被多维度的分割、抗议情绪在网络讨论中被弱化、公众的注意力也随着网络议题的不断生产而被转移，并且给抗议对象留有了采取行动化解抗议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以互联网络等新型传媒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组织力量已经开始凸显;（三）网络媒体在国家管控与市场刺激的双重作用下，追求新闻发布的及时性，并且通过加工新闻、鼓励网民创作等方式在网站形式和内容上拓展。由于网络信息发布审查环节少，网络媒体又常常努力拓展报道空间，社会抗议信息被发布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同时，网络媒体采用的采用加工标题、链接相关新闻、丰富呈现方式等加工新闻的手法，也被抗议积极份子学习和运用。而网络媒体广泛报道国外社会抗议事件，策略、手法和形式也随之被国内民众所获知和模仿。　　第三，文化对于社会抗议的影响，常常体现为一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可以在抗议行动中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中被呈现出来。以涉日抗议为代表的若干抗议行动中，总是贯穿着各种各样的口号、标语和呼喊口号、举伸右手、高唱国歌等符号性行为，并伴有偶发性的过激行为。这些话语和行为总是包含了诸如国家与民族层面的宏大话语、强烈的道德和情感色彩、中国式政治动员的若干特征，以及一种“卷入”式的规模扩张形态。这些特征无疑都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与社会关系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体系和生活传统都有着暗合之处。而且，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情境中，文化对于社会抗议的产生和发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最后，作者结合以上论述，就中国社会抗议的管治提出了政策建议，认为国家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抗议的深入和系统研究，建立判定标准清晰，各级政府权责明确的社会抗议处理制度，并逐步将社会抗议真正纳入制度化轨道。在当前，要重视新型传媒，尤其是小众传媒对社会抗议的重要影响，并利用新型传媒建立社会抗议预警机制，最大程度的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