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出发，探讨了狄金森在书信中塑造不同自我形象的策略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本文讨论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十九世纪的书信传统严格区分了书信和诗歌两种体裁，并将女性书信边缘化。其次，狄会森采用随信附诗，修辞和戴面具等方式，突破了十九世纪书信规范，塑造了动态的，不同的书信自我。再者，狄金森在给伊丽莎白·霍兰的信件中，常常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天真的儿童，乖顺的女儿，共享女性文化价值的知心朋友。最后，在给托马斯·希金森的信中，狄金森塑造了更加多变的自我形象。时而是谦卑的女学生，时而是自信的诗人。此外，通过引用与改写希金森的作品，狄金森甚至扮演了批评家的角色。 从以上方面看，狄金森的书信处于一种介于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状态。狄金森在信中塑造了动态的自我形象；模糊了诗歌与书信体裁的严格区分。在给男女通信者的信中，狄金森采用了不同的书信策略，一方面以确保通信的继续；另一方面，巧妙地挑战了社会习俗对女性角色的狭隘限定和十九世纪书信传统对女性书信的边缘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