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董事会秘书制度移植于英美法系国家。董事会秘书制度产生于1841年英国的判例实践,后逐渐被美国、香港、澳门地区所借鉴。董事会秘书也由一个普通的公司文员演变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见其作用不容小觑。董事会秘书制度兼具有效率与安全两大价值,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自1993年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时,为了弥补董事会秘书制度在我国法律规定上的空白,任命了国内第一批董事会秘书。后中国证监会,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相继出台了董事会秘书制度方面的规章、规范性文件,200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秘书制度。但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上,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都不够成熟,制度框架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采用了收益成本分析方法、历史方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文章以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历史源流为切入点,在剖析董事会秘书制度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的现状与困境,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完善对策。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历史源流,通过比较英国、美国、香港、澳门地区的董事会秘书制度,总结出董事会秘书制度发展的一些规律：首先,董事会秘书的地位逐渐提升,从一名普通的公司文员发展成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次,董事会秘书的职责权限显著增加,这与公司权力分配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有关,随着董事会权力的扩大,协助董事会工作的董事会秘书的权限职责随之增加。第二部分对董事会秘书制度进行了基本理论分析。首先,对董事会秘书的制度价值进行了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董事会秘书制度是一项富有效率的制度,其收益大于成本；通过人力资本理论析得出的结论是董事会秘书属于稀缺性人力资本,需要通过制度激励同时予以必要的约束；通过分析董事会秘书制度的法理价值,得出它对公司治理发挥着效率和安全作用。其次,阐述了英美法系国家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基本框架。从董事会秘书制度的法律地位、职责、任职资格、法律责任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值得我国董事会秘书制度借鉴。第三部分是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现状的分析。立法方面,我国董事会秘书制度的法律位阶不高,系统性不强。实践方面,我国董事会秘书面临着高管职位名不副实,权责不均衡的困境。我国董事会秘书制度面临目前困境的原因,包括我国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还有公司治理环境不佳等。第四部分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对策建议,它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我们应在立法上完善董事会秘书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提高董事会秘书的立法层级,扩大其范围,明确其任职资格、任免程序,尤其是明确董事会秘书与董事会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在董事会秘书制度的配套措施上予以完善,包括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加大媒体对董事会秘书的宣传,推进董事会秘书的职业化进程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第二部分尝试了用收益成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对董事会秘书制度进行分析,以期望转换一个视角来探讨董事会秘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