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作为关于夫妻消极财产调整的法律制度,以婚姻共同体的利益进行再分配为着眼点,事涉多重权益关系,包括夫妻作为单个社会主体的个人利益、夫妻共同体利益、社会第三方主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应对不同利益进行妥善平衡,在法律秩序层面实现多元价值的有效融合。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在不断演变,有共同生活规则、共同意思表示规则、时间推定规则、举债用途规则等多种认定规则,因不同立法价值取向各有利弊。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因过度优待债权方以致对非举债配偶方权益的侵害持续引发各界热议。2018年1月18日,为回应该条款带来的夫妻债务纠纷之乱象,最高法出台《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开创性引入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并初步建立了“共债共签”等较为合理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分配方案,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技术。然而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的婚姻家庭观在不断变化,家庭投资日渐的丰富化、多元化,所以夫妻一方抑或是双方引发的债务风险呈现明显的增大态势,实践中存在不少夫妻双方内部串通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抑或夫妻一方和第三方串通对配偶的权益予以侵害的案例,这些都使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难度随之加大;另一方面,相比域外较为成熟的立法模式,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多以司法解释等“散装”、“补丁”方式进行规定,仍具鲜明的短期政策性和工具性色彩,缺乏在法律中的通则性规定,未能涵盖所有夫妻债务的现实类型,在家事代理权设置、举证责任分配、清偿规则制定等方面仍留下诸多立法空间。因此,在编纂民法典家庭婚姻编的背景下,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的研究与完善势在必行。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现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探寻与审视,梳理立法演变的脉络,对各类认定标准进行分析与思考。第二部分,阐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现实困境,比较研究域外立法经验,明确有待解决的三大焦点问题:一是认定规则在立法上欠缺统一规范,未考虑不同债之特性,体系较为零散;二是举证规则“二元配置”,存在机械适用现象,不利于实际履行;三是清偿规则简单笼统,责任财产边界不清。第三部分,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立法构想。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的设计中,应将利益平衡与弱者保护原则贯穿始终,一是统一夫妻共同债务立法标准,以举债目的为核心,以“夫妻合意”与“家庭共同利益”为底层逻辑,覆盖多种类之债引发的共同债务问题;二是灵活分配举证责任,正确认识各方主体在不同债务类型下举证能力上的强弱排序,以免对一方过度救济,产生实质不公;三是根据不同责任基础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财产范围进行限定,并赋予内部补偿请求权,以妥善解决终局责任的承担问题,更好保障债权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