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及俄罗斯转型秩序重建过程中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回应机制,揭示了俄罗斯法治秩序自主化探索与实践的深层动因以及“民间治理”的特殊路径与走向,并以此为鉴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与策略。本文采取了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一、全球“社团革命”与治理秩序的兴起在西方国家,无论是主张市场自由主义,还是倡导国家干预理论,其背后都蕴含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界域的深层次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政府和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的市场在不同的阶段都曾经成为社会控制的主导性力量,西方国家也在实践中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困境与秩序危机。“市场失灵”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为解决市场失灵而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则又使西方国家陷入“政府失灵”的境地,所以,“政府失灵”又意味着国家权力“全能”的幻灭。在当今时代,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单纯依靠社会或单纯依靠国家都无法实现对秩序的重新构建,这说明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与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以共同解决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实现权力与权利以及权利与权利的互动平衡发展。全球“社团革命”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型塑的深层动因与时代症候。全球“社团革命”中兴起的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分享国家权力,进行“民间治理”的重要主体,弥补了市场与政府的不能担当,塑造了新型的权力与权利格局并成为民主法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基于应对复杂的社会危机、民主危机以及信任危机等等,开始寻求“第三条道路”,治理思潮随之兴起,并对治理实践做出理论回应。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权力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的双向流变。从“统治”走向“治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从“统治”走向“治理”缓解了国家与社会的张力,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处;其次,从“统治”走向“治理”实现了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而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则是应对当代复杂和多风险社会的最有效途径;再次,从“统治”走向“治理”意味着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定位,推动了新的法治秩序生成机制的形成。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处在从“统治”走向“治理”的深刻变革当中,尽管具体路径与策略不同,但都实现着从国家一元的强制性秩序向多元协商的自主性秩序的转变,这种变革蕴含着浓厚的民主化、法治化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转型国家对治理秩序的探索更具有艰巨性与复杂性。转型国家的治理变革包括政治体制由集权向民主的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思想意识上由迷信国家到权威的多中心化的转变,所以,转型国家的治理变革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从烈度上看,都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俄罗斯的治理变革是以西方为样本,由国家启动并以激进的方式进行的,历经转型后的一系列失败、挫折与阵痛后,终于走上了一条自主化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俄罗斯道路”体现了西方经验的“普适性”与俄罗斯的“地方性”的契合,使俄罗斯走出了转型秩序困境。“俄罗斯道路”不仅为俄罗斯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提供了出路和契机,而且,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新型范本。二、叶利钦时期的非政府组织崛起与治理失衡十月革命后,在色彩浓厚的国家主义的指引下,苏联开始了“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党政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公有制使苏联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格局,社会完全板结于国家之中,权力与资源均由国家自上而下单向度配置。1936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并以宪法的形式对集权政治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予以保护,这意味着苏联“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统治模式的定型。高度集权的议行合一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强国。基于对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艳羡,民族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开始纷纷仿效苏联建立了“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统治模式,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也将苏联模式作为学习的模本,“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统治模式不断传播、扩大。然而,由于高度的集权体制导致社会活力的缺失,在“治理”缺位的情况下,苏联陷入了严重的秩序危机。为了走出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的困境,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民主政治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向,但由于改革策略失当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共同作用下,苏联最终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苏联模式予以全盘否定。为了重建俄罗斯,叶利钦总统采取了“全盘西化”的变革策略,试图仿效西方国家,在短期内构建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此,叶利钦进行了理想的制度设计,在政治方面,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并且确立了权力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经济方面,实行私有化,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在社会方面,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目标,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在理想的设计之后,叶利钦便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转型,对传统的体制予以彻底颠覆,但叶利钦“全盘西化”的变革战略明显暴露出对法治基本内核的理解和关注的缺失。叶利钦仿照西方的架构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为了建立有限政府和强大的公民社会,叶利钦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同时,由于国家权力从社会抽离后,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使社会产生了自治的需求与压力,在此背景下,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瞬间崛起。这些非政府组织基于公益和维护相关群体利益的需要,开始在“民间治理”中崭露头角,俄罗斯的多元治理格局初步形成。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崛起是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为基础的,在国家架构中的定位是分解国家权力,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与国家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和公众有效沟通的桥梁。而非政府组织在“民间治理”中的使命是代表利益群体,进行政治参与;承接国家权能,实现社会自治;促进社会整合,增强社会凝聚力。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中确定了结社自由原则,而后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俄罗斯联邦非营利组织法》和《俄罗斯联邦慈善法》,这些法律的制定使非政府组织在制度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确认。但是,由于改革的仓促性与不成熟性,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都陷入困顿当中。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使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需要承担更多的使命,包括集权的困境及权力分解的使命,权力真空的困境与社会自治的使命以及恶性竞争的困境与实现公平的使命。叶利钦的改革虽然使俄罗斯出现了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多元治理格局,但由于西方化的制度形式与本土国情之间的深层张力,使俄罗斯模仿西方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畸形发展。在自由主义思潮下所建立的有限政府因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丧失而演变成“弱政府”,对国家与社会的控制严重乏力。俄罗斯转型中所出现的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被寡头精英或西方政治势力所控制,在“民间治理”中表现出明显的治理能力不足。畸形的国家治理和低效的“民间治理”使俄罗斯出现了转轨中民主政治的乱象、市场经济中的丛林法则以及社会的分裂与混乱,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秩序危机当中。三、普京时期的“民间治理”能力塑造与秩序重建叶利钦时期“破旧有方,建新乏术”的激进变革使俄罗斯陷入深重的秩序危机,普京担任总统后,开始进行治理理念的调整与治理体系的重组,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弱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格局,转向“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治理结构指向。普京以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的“俄罗斯思想”作为强国家与强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以寻求为俄罗斯所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构建。首先,普京通过树立宪法权威,整顿宪法秩序,加强了以“可控性”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强有力的“垂直权力体系”以及推动“有效的经济”等方式实现强国家的建设;其次,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可控性民主”为基础,打造理性的“社会回应”,并通过资金支持,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此来加强强社会的构建。在非政府组织发展策略上,普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放任发展的态度,通过立法对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外国代理人予以法律规制,以创建新的非政府组织和唤醒国家与民族意识等方式与功能异化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抗衡,以此来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在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治理理念下,普京致力于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建构。首先,2001年,在国家的推动下,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与总统和政府高层共同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公民论坛”,标志着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互动交流平台的正式产生。其次,2006年,俄罗斯成立了社会院,各社会团体代表可以通过社会院的协商机制商讨国家的重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另外,俄罗斯还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协商民主体制,使其成为重要的立法参与主体,在立法过程中,邀请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通过以上机制和平台,俄罗斯实现了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博弈。通过治理理念的调整和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建立,普京时期的“民间治理”在俄罗斯的转型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非政府组织承载的多元民主诉求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治理秩序生成创造了条件。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俄罗斯公民权利诉求的不断增长,使社会产生了利益表达机制的内在需求,具有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则承载了多元的民主诉求,通过普京时代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搭建,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国家的公共决策当中,从而使公共政策具有了民意基础而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其次,“民间治理”实现了对纵向权力的分解与对横向权利的平衡。原苏联时期的“全能型国家”使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社会制约的国家权力反而对社会构成了严重的侵蚀,而以非政府组织为重要主体的“民间治理”则对国家权力进行了纵向的分解,既分享了原苏联时期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同时,以自治空间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运行界域,构筑了防止权力侵犯权利的堤坝。而且,非政府组织通过自治规则与非正式规范,培养成员之间的互惠、合作以及信任等公民精神,并通过理性博弈实现横向权利之间的平衡。再次,“民间治理”实现了公民精神塑造并推动了公民的理性民主参与。在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与国家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臣民或人民身份导致了俄罗斯公民精神的缺失,使俄罗斯历史上“为权利而斗争”的非理性行动比比皆是。而非政府组织则能够通过价值观的整合与利益的平衡,培养公民的理性宽容与妥协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并以谈判、协商等方式,理性的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俄罗斯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决策以及参与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就是公民理性民主参与的重要体现。最后,“民间治理”推动了价值共识、制度认同与自律秩序的生成。普京时期,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一方面,非政府组织通过对公民精神的塑造和对多元价值观的整合而形成价值共识,推动共同遵守的非正式规范的形成;另一方面,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非政府组织在立法的过程中,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通过理性协商促进共识的形成,进而产生体现多元利益的正式法律制度。因此,无论是非正式规范还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均因为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而增强了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进而推动了自律秩序的生成。四、“民间治理”的俄罗斯之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格局以及“民间治理”的秩序生发机制是在西方的语境下产生的,俄罗斯仿效西方所进行的秩序变革和对法治之路的探求不可避免的充斥着西方的经验逻辑与俄罗斯“地方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张力。西方的“民间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长期博弈的背景下产生的,“民间治理”在形成之初就具有自发性;而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则是为了实现西方的民主法治而由国家推动形成的,具有人为构建性并体现出了对国家较强的依赖性,“民间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导向。转型之初,基于对西方经验的浪漫寄托,叶利钦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改革策略。俄罗斯采取了“全盘西化”的变革路径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叶利钦认为西方经验是俄罗斯重拾大国梦想的必由之路,强国主义情结坚定了俄罗斯将“全盘西化”进行到底的决心;二是“二律背反”的民族性格是俄罗斯走“全盘西化”道路的主观因素,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具有一定的极端主义倾向,当苏联模式被否定后,转而寻求完全相反的路径。三是西方国家承诺予以资助以帮助俄罗斯度过难关是俄罗斯走西化路线的外在动力。叶利钦在构建了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后,便对非政府组织采取了放任发展的态度。但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缺乏自治传统的国度里,对社会的完全放任根本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公民社会,而且,基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仿效西方所建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及有限政府也陷入了权力争夺的误区,有限政府演化为弱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转型困境使俄罗斯陷入治理实践的迷茫之中。经济的停滞、政治的混乱以及“民间治理”的孱弱宣告了俄罗斯“全盘西化”的“乌托邦”精神的终结。叶利钦时期以西方为样本所进行的社会结构转型为俄罗斯走自主化道路确定了基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但由于缺乏对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本土国情的关注而陷入治理误区。普京时期则在叶利钦改革框架的基础上,将更多的俄罗斯元素注入到治理变革当中,寻求西方经验与俄罗斯“地方性”的结合点,进行自主化道路的探索与尝试。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特殊的路径与走向。首先,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强均衡”来推动治理秩序的形成是俄罗斯治理之路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决定了俄罗斯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强国家”在俄罗斯治理秩序生成中必须承担主导性角色,而“强社会”则能为俄罗斯治理秩序的生成提供社会根基;其次,俄罗斯初步形成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的耦合秩序。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框架的确立以及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回应共同推动了俄罗斯建构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再次,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明显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依赖。在俄罗斯的“民间治理”中,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是影响俄罗斯“民间治理”不可忽视的传统因素,并使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浓厚的“东方专制主义”特质;最后,根据俄罗斯的传统与现实国情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俄罗斯与西方的秩序观会由冲突逐渐走向融合,在治理的过程中,俄罗斯仍然会坚持强国家取向,同时,“民间治理”的功能会不断提高,“民间治理”的空间也会不断拓展,并在俄罗斯的秩序重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五、俄罗斯与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反思与借鉴中国与俄罗斯都是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浓重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结构中,礼治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建立的“全能型国家”与“总体性社会”使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集权体制使社会自治空间被严重挤压,并导致了严重的秩序危机。迫于发展的压力,中国以国家为驱动力,开启了社会结构转型。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没有采取激进的变革方式,而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的进行,并提出了“依法治国”,以构建当代中国的法治秩序。但由于采取了“国家主义”的法治建设路径,忽视了社会对法治秩序生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中国的法治建设陷入深层的困境当中,出现了法律规则的形式化与低效化,权力扩张的法律化与“正当化”以及司法理念的政治化与工具化等等。导致权力难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社会活力不足,公共政策合法性受到质疑。俄罗斯的转型秩序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策略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反思与借鉴意义。中国与俄罗斯具有类似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及秩序建构逻辑,并且原来都同属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基因的同质性和转型起点的相同性决定了当代中国借鉴俄罗斯治理秩序的路径与策略的可能性。当然,俄罗斯的国情与当代中国的国情具有很多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中国对俄罗斯治理与法治推进方式借鉴的限度,即不能简单的照抄照搬。俄罗斯秩序重构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双向的经验与教训,包括治理路径与法治建设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问题、激进主义与渐近主义的变革方式问题、国家与社会界分及其关系的塑造问题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及“民间治理”在法治秩序建构中的主体地位问题等等。在道路选择上,纵观俄罗斯的治理变革与法治秩序构建历程及俄罗斯“民间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中国必须走“自主化”发展的“法治中国”之路,一是要借鉴西方经验,坚持法治的底线原则。通过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合作,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权利的合理保护,促进公平正义的法治秩序的实现;二是正视传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俄罗斯改革初期对传统的忽视是俄罗斯陷入转型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重视历史传统,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到当代中国的法律精神与法律体系中;三是关注现实,重视法治的中国特性。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治理秩序必须建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民意表达机制,同时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在治理模式上,当代中国必须确立“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坚持国家在治理与法治建设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调动社会在治理中的参与潜力与使命感,提高“民间治理”能力,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回应。在具体策略上,建立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双重秩序生发机制。法治秩序的构建是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以及权利与权利的互动平衡中实现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中实现建构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耦合。首先,通过树立宪法权威、实现依法执政以及进行顶层设计等举措以增强国家在治理中的权威性;其次,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使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立法、实现社会自治以及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再次,实现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同步推进与互塑回应,一方面,需要以“民间治理”促动国家治理权威性的提升,另一方面,需要以国家治理推进“民间治理”有效性的增强,最终通过双重秩序生发机制来实现当代中国的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