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阶段性标志。作为当时文艺工作先锋的何其芳曾连续两次被派往重庆传播《讲话》。本论文通过对何其芳在重庆时期传播《讲话》的研究,从何其芳的思想转变着手,探究何其芳被派往国统区传播《讲话》的背景,阐述传播的过程与内容,客观地认识与评价此次传播活动,从而探讨何其芳传播《讲话》的价值与作用,并总结经验教训。何其芳的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延安前期、延安时期和文艺整风运动时期。延安前期,何其芳先后在重庆与北京求学,后又回到四川教书谋生。他的思想经历了少年时期对严苛父亲的反叛到青年时期对所处环境的不满与苦闷的转变,他渴望解脱,渴望改变,他来到了延安。延安时期,何其芳最初是兴奋的,他渴望到前线去,可又因恶劣的环境等问题而离开。这一段经历使他羞愧,他的忏悔和改造意识渐渐萌芽,到整风运动时期则愈加强烈。这一时期发生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情,那就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召见。从此,何其芳找到了精神上的引路人。这也为他后来去重庆传播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思想基础。何其芳传播《讲话》的背景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讲话》的权威性,《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精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成功指导了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推动了文艺发展。第二,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文艺发展情况,国统区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当道,严重阻碍了文艺发展,急需正确的文艺思想来修正。第三,《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情况,《新华日报》和“文工会”作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却又由于政治环境的差异性,传播并不十分顺利。第四,何其芳的自身原因,介于整风运动前毛泽东对何其芳的召见产生的强烈影响,肃听过《讲话》之后,何其芳对《讲话》全面肯定并全盘否定自己,认为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事实证明,他也是改造得比较好的,派他到国统区传播讲话必是有其可取之处。何其芳曾先后两次到重庆传播《讲话》,主要任务分别是宣讲《讲话》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历史原因,对于何其芳传播《讲话》也有不少质疑之声,引发了一些论争。但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来讲,何其芳传播《讲话》有一定价值与作用。何其芳传播《讲话》的价值与作用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文学角度来讲,廓清了国统区文艺界,使得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都得到了发展。从传播学角度可将其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来分析,以何其芳为传播者,以《新华日报》为传播媒介,传播影响广泛且深远,具有典型意义。对何其芳传播《讲话》,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有其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