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我国《民法典》颁布,其中第1176条新规定了自甘风险原则,将其作为免责事由纳入法典,不仅完善了民法的免责制度,也为体育伤害案件提供了法律支持。纵观我国体育伤害的司法判例,自甘风险、风险自负等字眼时常出现在法院的判决理由,但鉴于之前我国并未明确规定自甘风险,不同地区的法院时常会有不同的判决思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以自甘风险作为诉辩理由的案件,也出现了很多实际适用自甘风险的判决。体育伤害案件在适用自甘风险时,一直存在两个固有问题,即法律效果的划分不清晰,以及固有风险的界定不明确。加之学校体育伤害中主体与责任的特殊性,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存在争议,过失认定标准不明确、公平责任过度适用等特殊问题逐渐凸显。为合理平衡学校、家长以及学生三方的权益,借鉴美国自甘风险的具体应用方法,为我国学校体育伤害适用自甘风险原则做出调适。本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阐述我国自甘风险的立法演进,捋清自甘风险在体育伤害中的理论发展,对自甘风险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其次收集我国体育伤害中自甘风险的适用案例,具体展现自甘风险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情况。最后结合学校体育伤害的特殊性,阐述学校体育伤害适用自甘风险的具体方式。第二部分,介绍我国体育伤害在适用自甘风险时,其适用标准存在的问题。在具体适用时体育伤害存在两个方面的固有困境:一是自甘风险的法律效果有待明确,二是固有风险的界限仍需明晰。而学校体育伤害之适用还需界定其适用范围,统一过失认定的标准以及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从而明确学校体育伤害的各方责任。第三部分,分析自甘风险在美国学校体育伤害中的适用标准,具体包括自甘风险的免责范围、固有风险的厘定方式和过失认定的标准,并以此作为借鉴,提出我国自甘风险原则在学校体育伤害中的适用路径,具体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明确自甘风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二是细化自甘风险原则的减免责任;三是统一过失认定标准,以客观标准为基础,辅之主观标准;四是固有风险的界定采列举方式;五是将公平责任类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