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各地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伴随我国国际经济合作日趋深入，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带来的产业、区位以及集聚效应，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但是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动因，空间结构及影响等领域，在对待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主要侧重于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缺乏从我国整体区域去把握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针对这一热点需要及时的理论提炼和实践探索。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理论分析部分，通过理论模型来阐释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框架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思想，重点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就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问题进行探讨；实证检验部分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在具体模型选择上，采用固定效应，动态面板，主成分分析以及二元自回归等多种估计模型，在回归方法上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国际上领先的系统动态GMM和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方法，使用世界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十年的面板数据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并且城市化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结论如下：对开放条件下城市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考察发现，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人口集聚的好处将被削弱，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区域公平之间的权衡可能会逐渐失去相关性，因此在最贫穷国家实施抑制城市人口集聚的经济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发现开放程度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有负向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化进程的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进入存在就业创造效应，增加了对当地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的考察发现，较高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通过对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的研究结论如下：对公共基础设施最优规模的考察发现，在“中心－外围”均衡中，中心地区人均基础设施占有量及基础设施密度应该高于外围地区以利用中心地区的聚集效应。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中心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规模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以保证中心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先进和发达，从而保证了城市集聚效应优势的持续发挥。对城市发展最优规模的考察发现，我国城市最优规模与市民教育，环境保护，城市交通，产业结构以及城市房价等一系列城市居民宜居因素相关，在实证中存在城市最优规模与城市宜居水平的“倒U型”曲线关系，应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出发，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模。第四，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发现由于服务业具有利用外资快速聚集生产要素的特征，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从低碳经济入手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之前的研究来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全面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尤其注意到，衡量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考虑其内在经济特征更为重要；对于最优规模问题的研究有效弥合了相关领域已有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分歧，是对基础设施研究与政府公共支出理论的重要补充；在经验分析技术上，我们采用了多种估计模型，在回归方法上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国际上领先的系统动态GMM和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方法，有效解决了内生性，使结果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