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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是我国制造业的生力军。然而,该群体普遍存在超时加班、工资偏低、劳动条件恶劣等状况,进而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与企业之间情感纽带脆弱,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提升产业工人敬业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战略性难题。本研究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出发,以基于组织的自尊为中介变量、户籍为调节变量,构建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产业工人敬业度影响的理论模型。 通过搜集武汉、襄阳两地2家制造企业64个班组中444名产业工人的多层次数据,构建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采用多层线性分析和拔靴检验法,实证检验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产业工人敬业度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介效应和户籍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产业工人敬业度产生积极正向影响;(2)基于组织的自尊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产业工人敬业度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户籍调节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产业工人基于组织的自尊的正向影响,即与城市工人相比,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农民工基于组织的自尊的正向影响减弱。(4)户籍调节了基于组织的自尊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产业工人敬业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产业工人敬业度之间的的中介作用减弱。文章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结论和可能创新点,对制造业组织提升产业工人敬业度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并指出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