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敏感期，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导致了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社会矛盾的凸显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认知，与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交织在一起，致使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以及人们的心理预期构成相当影响，增加了改革的社会成本，折射出我国社会秩序管理有效性的严重不足。群体，一方面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角，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处置的主要对象。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考察群体性事件的“微妙特征”与“政府作为”时，群体心理必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群体心理经历情绪积累、激发、受到暗示传染等三个阶段，与政府部门的应对方法和处置策略有必然联系。笔者通过近几年基层一线的群体性事件直接处置工作体验，发现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被误置”的情感联结，还在诸多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身上有所体现，本文就集中探讨群体性事件中的这种群体心理、情绪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及行为取向，尝试基于认知失调论和社会认同论来进行替代解释，提出政府在处置和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如何适应和引导在群体中发生的斯德哥尔摩效应现象，疏通群体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构建情绪表达与利益表达正确宣泄渠道，消除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从而使正面情绪有效传播，使政府的正面形象得以树立，促进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