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贝里在他的著作《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中写道“在整个20世纪,人类为了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利益,持续地放纵自己,通过毁灭这颗行星来牟取利润,致使情况愈来愈恶化①”。结合当下中国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小悦悦’、‘郭美美’等众多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结论得到了印证。由此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主导社会主流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允许,确切的说是鼓励,公民将追求个人利益(多指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的这种做法进行一下思考。这样做是否明智,这种主流价值引导的正当性是什么,它真的能为所有人提供最佳的生活方式吗?种种迹象表明,人类一旦开始盲目地追求财富增长、物质幸福,就必然将目光投射在世俗生活中,从而形成一种世俗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又必然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下的行动原则,即利己型行动原则。人类生活在这种世俗的生活态度和行动原则支配的利己年代里,必将渐渐完全地断绝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间的原始联系和亲密关系,最终将成为由感官欲望、享乐需求和物质财富所装裱起来的失去灵魂的所谓“经济人”。而作为“道德人”的部分伴随着丧失精神、灵魂,丧失勇气承担更大范围所存在的责任,并且逐渐消亡对自然宇宙、对万物生命以及人类本身的伦理判断,其语言和行为便开始分离。这种日益恶化态势的生存境况,正恰恰是人类精神贫弱达到相当程度的生存体现。认为将追求精神和服从理性作为更好的价值目标是一件苦事(从现阶段情况看这也一定是一件苦事)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然而当大多数人连遵守规范也需要用道德理性和意志来约束物欲与自利,我们能怎么办?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我们应当将伦理道德置于何处?十八大也一再提“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道德作为社会的价值建构和运行的支持系统,必然应当随着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我们需要怎样的方法手段来实现与之匹配的道德转型?作者认为针对这种种改变能够提供对价值合理性的合法辩护及有效支持的道德体系,绝不会是那种具有排他性特质的并植根于血缘共同体和自然经济“自然道德”体系,只会是一种建立在普遍利益和理性基础上的、符合构建现代社会秩序要求的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特质的理性化道德体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认为与其回答“我为什么应该按道德行事?”不如回答“道德将怎样有利于我?”本文分为以下四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在这一章中,本文的作者按照文章阐述的要求,首先提出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和意义,以便更好地展开论文全文的言说。其次分析了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而表明写作过程中的难点以及个人认为的创新点,阐明了文章的不足及其价值。最后,由于写作需求将写作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些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为写作提供了支持。综上,这一章是全文展开论述的基础准备。第二章：利己年代与个体道德的内在联系。本章意在通过把利己年代作为大的时代背景,将个体道德塑造放入这一特定的时代之中,在探讨了利己年代和个体道德塑造的相关特点、联系与冲突之后,阐述出利己年代对个体塑造的双重特征,表明个体道德塑造在利己年代能够得到实现的可能。为后文引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个体进行道德塑造做了准备。综上,这一章是承接上文进行的展开,又是下文的立足点。第三章：利己时代下的道德与制度阈限。本章一方面立足于上一章个体道德塑造在利己年代塑造的可能,一方面展现了这一时代特点,即大量道德失范现象的涌现与个体道化需求之间的种种冲突；另一方面展现了面对道德需求,制度伦理与个体道德之间的种种矛盾。最后提出了对制度伦理合理复归的强烈吁求。综上,这一张是文章的核心阐述点。第四章：对制度伦理的合理复归的一点探索。本章为制度伦理的合理复归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思路。基于对个体道德与制度伦理之间的关系,立足制度伦理,借鉴古今中外的成功案来言说制度伦理对利己年代下的个体道德塑造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主张利用制度伦理的特点来激励个体的道德自觉,使得制度合理化贴近作为社会的个体的现实价值伦理诉求,并力求与社会伦理价值诉求相吻合,者统一以达到个体道德塑造的目的。至此,为制度的合理化复归提供一点思路以作为文章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