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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际贸易形势越来越复杂,我国未来的出口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爆发,给我国出口带来巨大冲击。为了保障国家出口,政府需要充分用好一系列调控出口的外贸政策工具,其中,汇率、出口退税及出口信用保险一直受到政府和诸多学者的关注。因此,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出口活动考虑进去,研究不同出口状态下,汇率、出口退税及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的影响,以更精确地研究外贸政策工具在调控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实施外贸政策调控出口贸易。
已有的文献主要基于线性协整的假设研究单个外贸政策工具与出口的关系,随着众多宏观经济变量间非线性关系被发现,越来越多学者研究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非对称影响,但这些有关非对称性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汇率方面,而且很少考虑出口活动的影响。为了帮助政府根据出口活动采取更有效果的外贸政策工具调控出口,和更精确地预测未来出口水平。本文以1989-2017年的数据为基础,以出口活动为条件,研究汇率、出口退税和出口信用保险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非对称影响。首先,本文根据现实分析,发现出口增长率呈周期性波动,这表明出口随着时间推移将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性增长,而不是回到过去的特定水平,另外,还发现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有滞后的影响,为后文中协整性检验与阈值协整检验提供一个现实依据。其次,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影响。最后,通过运用LiandLee(2010)提出的对阈值协整检验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为方便简称为ThresholdADL模型,在协整和阈值调整的框架内,将汇率、出口退税和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出口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受到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长期和短期的共同影响。从短期来看,只有汇率和出口退税对出口有促进效果。从长期来看,这些外贸政策工具和出口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方面,汇率对出口的促进效果最大,出口退税次之,出口信用保险最小;另一方面,以出口的活动定义两个状态,在两种出口状态下,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影响是非对称的。
已有的文献主要基于线性协整的假设研究单个外贸政策工具与出口的关系,随着众多宏观经济变量间非线性关系被发现,越来越多学者研究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非对称影响,但这些有关非对称性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汇率方面,而且很少考虑出口活动的影响。为了帮助政府根据出口活动采取更有效果的外贸政策工具调控出口,和更精确地预测未来出口水平。本文以1989-2017年的数据为基础,以出口活动为条件,研究汇率、出口退税和出口信用保险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非对称影响。首先,本文根据现实分析,发现出口增长率呈周期性波动,这表明出口随着时间推移将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性增长,而不是回到过去的特定水平,另外,还发现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有滞后的影响,为后文中协整性检验与阈值协整检验提供一个现实依据。其次,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影响。最后,通过运用LiandLee(2010)提出的对阈值协整检验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为方便简称为ThresholdADL模型,在协整和阈值调整的框架内,将汇率、出口退税和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出口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受到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长期和短期的共同影响。从短期来看,只有汇率和出口退税对出口有促进效果。从长期来看,这些外贸政策工具和出口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方面,汇率对出口的促进效果最大,出口退税次之,出口信用保险最小;另一方面,以出口的活动定义两个状态,在两种出口状态下,这三个外贸政策工具对出口的影响是非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