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矛盾和纠纷不可避免。传统的诉讼、仲裁面对商事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需求已经显得些许力不从心。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亮眼的争议解决方式,具有灵活性、自主性、高效性、保密性、低成本等优势,并因此深受国际商事主体的青睐。然而,虽然多国都已经意识到调解的价值所在,并且十分重视解决和解协议效力、执行力的现实困境,但世界范围内仍然欠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统一标准和规范。终于在2014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授权第二工作组开始拟定一部涉及调解所产生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的公约。2018年底,《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正式诞生,并在次年举行签署仪式。在《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符合适用范围的和解协议能够获得统一的跨境执行,这就意味着不同于以往需要依附诉讼、仲裁程序获得既判力、执行力,调解能够自成一套独立体系,开辟了一条专门的执行路径。对此,笔者将在第一章对《公约》前和解协议在各国的执行路径进行分类,随后分析《公约》所具有的独特执行机制。正因为认识到《公约》的执行机制和我国现有对于调解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尚难实现有效衔接,因此笔者在第二章通过梳理目前国内对调解、调解协议的效力和执行认定问题入手,同时对所预期的《公约》可能带来的挑战,如人为制造涉外因素和虚假调解、执行过程的裁量尺度不一等问题进行分析。对于商事调解法的制定,统一国内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路径,完善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等诸多问题,笔者将在第三章进行集中讨论。期待着在《公约》开启的崭新时代,中国能从具体的国情现实和问题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化理念,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调解制度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绽放更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