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党的机关党报,《中央日报》从1927年在汉口创刊(国民党官方记载有意回避《中央日报》汉口时期,创刊时间从1928年上海时期开始)到2006年因连年亏损而以网络形式继续发行,其间走过了70余年的历史。其中在大陆出版发行的22年里,不断辗转更迭,汉口、上海、南京、长沙、重庆,都曾经见证了它的存在,而其众多的副刊主编也在地域的不断转换中走马上任,孙伏园便是其中之一。他以大胆而敏锐的编辑才能著称,经他编辑的副刊往往能够迅速夺人眼球,印象深刻,因此他也被冠以“副刊大王”的美称。孙伏园曾经两度接手《中央副刊》,又曾两度被迫离去,为何国民党要邀请这样一位党外人士来编辑地位如此重要的机关报纸副刊,又为何他们最终由合作走向了分离,1927年汉口的《中央副刊》对1941年重庆的《中央副刊》在时间与地域上构成了何种影响,又为国民党在文化宣传领域发挥了何种作用,综合考察孙伏园与《中央副刊》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解开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以及结语。绪论部分首先叙述了问题的缘起,其次对现有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最后对本篇论文的意义与创新进行了说明。主体部分包括了：相遇——武汉《中央副刊》一面革命文学的旗帜、再续前缘——从汉口到重庆以及号召——文艺与抗战建国之方针三章的内容,从孙伏园初次接手《中央副刊》入手,分析他的离开、归来与国民党文艺宣传政策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再次接手《中央副刊》之后的整体情况,通过考察他与《中央副刊》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揭示他与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间既联合又斗争的现实状况,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考察了孙伏园与武汉时期的《中央副刊》,意在通过对1927年《中央副刊》的梳理,总结这一阶段《中央副刊》的特色以及对大革命产生的意义及影响,引出十余年孙伏园再度接手重庆《中央副刊》的某种关联；第二章,结合抗战爆发后,文学中心内迁的背景,论述这一阶段国民党文艺政策发生的变化,寻找孙伏园再度接手《中央副刊》的主客观原因：第三章,论述了40年代初,孙伏园主编之下的《中央副刊》所呈现的整体面貌,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央副刊》上几个重大的文艺事件,通过这些现象找出孙伏园本人是如何在国民党机关党报上实践他“抗战建国”的“统一战线”文艺理念的原因的,并从中窥测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之下,他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交织离合,以及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游移于党派内外的矛盾心态。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大革命与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斗往往由于宣传效果的好坏而决定着其最终的成败,迫于时代的话语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寻求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以加强其在文化领域的控制,《中央副刊》经孙伏园之手被塑造成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实践园地,却因他的大胆与“左倾”招致了被迫下课的命运,这反映了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前后矛盾,也为其在政治领域的失败埋下了伏笔。